苏珊·桑塔格有一句论摄影的名言：拍摄人像是升华了的谋杀，正如相机是枪的升华。这句话能解释为什么我拿着卡片机在街头对准人群时，引起的总是不快。人们总是满腹疑虑地盯着我，或是赶紧躲闪，或是厉声呵斥，或是仔细盘查：你照我干什么？而我无法向他们解释我不是公安局的，无法向他们解释我作为一个冒牌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很希望拍下这样的场面，以保存一点生活的信息，而其中，隐蔽地保存着我与这些场景的联系，从而为再现我个人的真实经历提供了一种可能……有一次，我准备拍站在一家银行门口的两个小女孩，她们穿着朝鲜族服装在亲密地交谈。我假装拍那个银行的招牌，在两个小女孩还没逃出我的镜头前，赶紧按下了快门。但她们之间的那种亲密状态已经荡然无存了。照片中，在银行大门的玻璃上却意外地出现了作为拍摄者的我的影子。这真是一个很好的隐喻！谋杀事件发生了，我要的那个状态和我被那个状态所调动起来的自己的状态被子弹击中了，倒下去了。人们可能并没有读过苏珊?桑塔格的名言，但拍摄者举起相机对准被拍摄者的肢体语言，就会给人以准备“射击”的感觉。一些敏感的人，还会产生“自己被占有”的危险感。无论当事人对这种幻想的意识有多模糊，都能调动起对方一种对压迫的本能的反抗。当然，静物不会有类似的反应。
　　
　　我拍树呀、墙呀、标语呀就会有一种为所欲为的享受。如果我拍一个人也如此，那这个人就被我物化了，或被他自己物化了。
　　
　　有一次，我去一条偏僻而衰败的小巷里采风。这里的人们正在商量谁家的三长两短，他们正在看着你掏出什么牌子的香烟……而我掏出的是香烟盒子大小的佳能。他们转而商量我的三长两短。我给他们解释说，我拍这里的房子，是因为它们马上快要见不到了。他们听我这么一说，有了兴致，和我交谈起这条巷子的历史：曾有过全城最有名的眼科诊所呀，有汤家公馆呀，还有一个老戏台呀，有一个大染坊呀……染坊还有一个遗弃的石槽，丢在外面几十年了。
　　
　　他们带我去拍。我看不懂那个染槽与工人的关系，一位老人二话不说就踩上去，边做边解释，我不失时机地按动快门，老人在镜头前没有一点顾忌，大概他觉得我不是在拍他，而是在拍染槽。
　　
　　更多的时候运气就没有这么好。我从一家小店门口走过，看见老板和他的小儿子头对着头在柜台上吃面——在草地上，我常能见到牛和牛犊是这么吃草的。当我拿出相机折返几次准备偷拍父子俩的情状时，对方警惕起来，问我是不是想把手里的相机在他店里销赃。还有一次，去看一个书法展，有两位穿制服的警察在门口看守。他们半躺在藤椅上，一个人的一条腿还搭在扶手上，两人嘴上刚叼上烟准备点火。如此松弛状态下的警察难得一见，我拍了下来。两人一个激灵就还原到了警察的常态，刚劲有力地把我拦下，要我当面删除刚拍的照片。我非常心虚，因为确实没事先征得人家的同意——去拍一个物体是不需要这么做的。因为这个原因，有许多我想拍的镜头我都主动放弃了：比如当街奶孩子的妇女，在人行道上写粉笔字的乞讨者，以及河边窃窃私语的情侣。这些场面，我都能为其找到非私己的崇高的拍摄意义，我矛盾地想拍下它们来。我的卡片机没有长镜头，遇到公共场合中一些出彩的状态，我只能小人似的拍摄背影，不惊动当事人，既能不减少照片原生态的信息，又能减少一点自己的内疚。
　　
　　我听说在汶川大地震中，某些电视台的记者为了追求画面效果，把刚救出的人的眼罩拿掉；有的记者拦住正往急救车上抬的伤员，要对方先配合拍摄工作；有的记者反复要求废墟下的人回答问题，导致废墟下的人们体力消耗过多。“敬礼娃娃”郎铮，因为过多地接受采访与追问回忆，已经出现怕说话、怕生人的心理障碍症状。为什么那些记者会不加顾忌地去对受害者进行“二次伤害”呢？就是因为他们笼罩在一种宣扬抗震救灾的崇高光辉下，没意识到相机（包括话筒、摄像机）也有“枪”的意味，没意识到自己在利用一种无形的强势迫使对方成为自己的道具，也就是说，记者们没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会产生误伤。也许你的工作很有必要，但如何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如何在灾难的报道中兼顾现实利益和基本人性，如何分清完成任务和建构自己的界限，是拿“枪”的记者们要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