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漩涡里的初一‘特权班’”——这是某报长篇报道的标题，新闻说的是：某市急推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均衡”，取消重点，杜绝择校，由此该市一所大学的教师子弟就不再享有就读该校附属中学的便利。于是家长们不乐意了，弄起了一个“子弟班”，有42个孩子进入这个“特权班”读初一，已坚持了两个月。结果是网上网下，一片反对声。
　　
　　“哪儿能容下这张课桌”——这是另一篇报道的标题，新闻说的是：外来打工者在首善之区北京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有着外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和辛酸。“说到12年办打工子弟学校的体验”，办学者“脱口而出三个‘死’：累死、急死、吓死”，“现在有三个教学点，其中两处未被批准”，“仍属非法”。北京有三百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其中只有五十多所被批准。
　　
　　这两个新闻都没有什么“潜台词”，对比鲜明有如霄壤之别。“特权班”是个“新生事物”，此前知道的人不多；而北京的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经历了多年的惨痛，知者甚众。一边是“特权班”，那么潇洒那么爽；一边是“求生班”，被当做非法办学，驱来赶去。看看该报道中主人公的叙述：“区教委、司法局、卫生局的等等，一来好几十号人。警察也来了，我们哪能对付得了啊！当场宣布取缔通告后，警察把我们全控制起来，连厕所也不能上。然后，打开大门，让施工队进来。他们拉着砖头、沙子、水泥，把所有教室、办公室、宿舍、食堂的门全用砖头封上，垒不住的就用电焊焊死……”
　　
　　……
　　
　　一个21世纪文明时代里的泱泱大国，竟然发生了这等事，这是为什么？非但没有给予打工子弟以市民待遇，设法安置孩子们去读“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反而强行取缔农民工子弟学校，这是什么行为？在贫困农村处处积德办学的时候，却还有人在取缔办学，弄得硝烟漫天！
　　
　　“哪儿能容下这张课桌？”这是平静的发问，平静中却充满了无限辛酸。遥想1935年12月9日，蒋南翔在“一二·九”运动宣言《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中，悲愤地发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吼声。而今天，在抗战胜利六十多年之后，在这个追求和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年代，竟然同样要发出相似的声音！京城之大，难道会放不下一张农民工子弟平静的课桌！悲乎！
　　
　　你可以搬出种种规定，说出一万种取缔的理由，但在一万种理由背后更需要的是一颗良心！我当然知道我国有个《民办教育促进法》，而在实际操作时，面对农民工子弟学校，却往往变了味。其《实施条例》是从2004年4月1日起施行的。这里的“4月1日”当然不是什么“愚人节”，可是地方上的具体操作者，完全有能力放大其“自由裁量权”，将其中“不具备相应的办学条件、未达到相应的设置标准的，审批机关不予批准”的规定，操作成“愚人条款”。今天，“促进教育公平”、“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话语，可是写进《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条件简陋，是需要你帮助提高，增加投入，逐渐规范的。所以，一万条似是而非的取缔理由，都抵不过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农民工子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必须有书可读！
　　
　　……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教育似乎成了一些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负担，成了他们的麻烦。有大量现实例证，譬如对待农民工子弟学校是一个“拆”字，譬如对待山区民办教师是一个“退”字，譬如对待企业学校退休教师是一个“扔”字。在中国几乎所有行政主管部门都把所管辖的资源当做自己的宝贝儿子的时候，唯独在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的眼里，许多学校许多老师许多学生却连穷亲戚都不如！
　　
　　仔细打量这些事情，发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穷学校、穷老师、穷孩子，一些教育官员恨不得他们统统人间蒸发。而对于“优质学校”、“重点学校”、“名牌学校”、“贵族学校”，则另眼相待，视为至宝。所以他们热衷于给名校建集团，大幅度政策倾斜，大规模增加投入。这是一种再典型不过的“嫌贫爱富”。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一些教育管理者形成了“嫌贫爱富”的习惯。他们对待小学、中学、大学统统是这样，说什么“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这样的话出自教育官员之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说这种话的人难道连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设立“助学金”都不知道吗？
　　
　　朽腐的教育，通常都以光鲜的面目出现，一些所谓的“好学校”就是光鲜的代表。一些教育官员其实最喜欢制造教育不均衡，当优质资源向几所重点中学倾斜，拉大学校之间的差距之后，家长们自然会对好学校趋之若鹜，这就给权力寻租者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现在只有年年“查处教育乱收费”几个亿的报道，谁都不知道每年有多少灰色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优质学校”，并通过这些“优质学校”流向哪里。这些巨款是巨大的既得利益，它是压在百姓头上的“大山”，却是既得利益者屁股下的“大奔”。种种“赞助费”、“择校费”以及“考试经济”所创造的这些巨大利益，让权力中人坐享其成，乐享其成，不思变革。
　　
　　可想而知的是，按照一些官员们“高瞻远瞩”的“办学标准”，绝大部分农民工子弟学校肯定都不合格。而孩子们老家的山区小学，按他们的标准，大概没有一个可以不关闭。这些来自山区的孩子，在京城“落后”的学校里就读，其实不知道比在山区的一些学校已经强上多少倍。但习惯了“标准化考试”的教育官员们，始终在拿“统一标准”来衡量一切。他们就是懒得去想一想，简陋的办学条件是不是同样也能培养出英才。如今这些“教管人士”，大约统统生在红旗下，活在蜜罐里，没有一个经受过西南联大艰苦的洗礼，不知道那时候在极度艰苦的办学条件下，在茅草房里同样能够培养出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在内的一大批世界级的大师。
　　
　　……
　　
　　不要把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被取缔的事件看成是孤例，它是一个国家的教育在一个时期里百弊丛生的折射。当“教育”成了教育管理者的负担，“和谐教育”注定是一句空话。这不算“盛世危言”！
　　
　　我从来不相信历史的车轮会长久地后退，教育也一样。但一个国家现在的教育失误，是对将来的犯罪，而且犯下的是大罪。将来的历史不会清算个别人，它将清算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