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之前，中国的文学界或者大点说文化界都要胎动一阵，为别人的生产热情地疼上一疼。这种疼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猜谁能分走诺贝尔老头的炸药钱，并且还要不厌其烦地给出一大串名字，分别予以阳光明媚的推测，以证明我们对世界文学很懂，以这样的方式一厢情愿地参与一把，好像这样就与诺贝尔奖攀上了亲戚，好像就“在场”了；另一方面是分析中国作家谁最有希望获奖，也是分析得头头是道，而且时不时还要吵上几句，就像两个打工仔争论李嘉诚和比尔·盖茨谁更有钱一样，露出的那副嘴脸估计鲁迅先生活着的话也会忍不住要把他们再骂上一遍。
　　
　　令我们一厢情愿的脸永远处于潮红之中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似乎总是不考虑我们遥远的热情，总是让我们言之凿凿的推测落向深深的山谷，而且连回声都不给你一个。我们眼中的大师们一次又一次地从老诺头的炸药钱前空手走过，人家倒是没咽唾沫，反倒是我们忙得一嘴口水。至于我国潜在的得奖者，那些被我们的文学界提前穿上领奖礼服的诸位作家们，目前看，距诺贝尔奖的距离决不比北京到斯德哥尔摩的距离近。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又一次让我们闪了腰。今年，我们的预测与往年一样，又一次100％地失灵。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拿走了老诺头的红利钱。颁奖结束后，国内文学界一片沉寂，与之前竞猜时的热闹大相径庭的是，几乎再没有人站出来说话，几乎没有人为这个一个多月前才第一次以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的面目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土耳其人发言，没有人针对他拿出有分量的文章和言论。还好，我们还出了一本，还真是从土耳其原文翻译过来的。要是没有这唯一的一本，面对本年度金光灿灿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我们那才叫尴尬呢！虽然这样的尴尬我们以前不是没有过。
　　
　　我觉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的“中国文学界猜不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现象”和“获奖作家的中国陌生化现象”说明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出了问题。一方面，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局限在英、法、德、俄、西等大语种之内，在大语种之中又非常中国式地关注大国、大作家、名作家、走红作家，而缺少一种更踏实、更全面、更细致、更负责任的学术态度；另一方面，普遍忽视小语种国家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有所涉及的话也是浅尝辄止，以点带面；尤为严重的是，我们的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似乎与整个西方文学的大的语境、大的走向、大的趋势发生了脱节，呈现出一种可怕的滞后和局限。我这么说绝不是信口开河，就拿最近十几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说吧，至少凯尔泰斯、耶利内克包括达里奥·福、库切、萨拉马戈以及今年的帕慕克还有去年的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在他们得奖之前，我国的翻译界对他们甚少涉猎，更别说研究了。得奖之后，我们纷纷以冷门等理由予以自我解嘲，但是稍一接触，才发现人家个顶个都是大师级的，人家在获奖前，都已是极有影响的作家了。就拿今年的帕慕克来说，其1979年创作完成的处女作小说就获得了土耳其国内的文学大奖，其后的作品也分别获得过欧洲发现奖、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法兰西文学奖、法国文艺奖、都柏林文学奖和意大利的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同时，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四十多种文字出版，其作品《雪》在美国已卖出了二十多万册，阿特伍德和厄普代克都是他的“粉丝”。文学评论家将其与普鲁斯特、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艾柯等大师相提并论，并将他誉为欧洲当代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这样的作家得诺奖，怎么会是冷门呢？这样的作家获奖之前，我国对其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又有多少呢？用少得可怜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吧。类似帕慕克、凯尔泰斯这样的诺奖作家得奖前在我国翻译界所体现出来的几乎空白状态，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确实已严重滞后于外国文学界的实际发展情况。诺奖暴露出来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
　　
　　其实，中国文学界是患有很严重的诺贝尔奖强迫症的。这种强迫症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无条件地追捧和热爱诺贝尔文学奖；一种是觉得诺奖也不过尔尔，甚至进而仇视与讥讽诺奖，连一些著名的评论家都认为近些年来诺奖已失去准星，瞄不准大师了。但是，捧也好批也好，都不能将诺贝尔文学奖这面镜子打碎，它的存在，照出了我们文学的尴尬：一方面是我们本土的作家离斯德哥尔摩距离尚远；另一方面是我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已经病相昭彰，到了需要严肃对待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