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来讲，我不知道这是一篇调查报告还是几篇日记的组合。我只知道，每一个字背后都有我的足迹，都凝聚了我的汗水、泪水，甚至血水。它们是鲜活的，真实的，它们是不带一丝杂质的。
　　
　　我与徐本禹（山东聊城人，华中农业大学1999级学生，央视“感动中国”2004年度十大人物之一。他放弃公费读研机会，志愿赴贵州义务支教的事迹引起媒体和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是好朋友。今年7月，我以一名华东政法学院在校大学生的身份独自奔赴贵州省毕节地区徐本禹支教的大水乡和更加贫困的黄泥乡进行为期20天的义务支教和社会调查，受到当地政府和村民的热情接待。短短20天，在崎岖不平的云贵高原上，在郁郁葱葱的崇山峻岭中，在贫困而朴实的村民家中，我默默地走着、看着、问着、记着，写下一份沉重的人生履历，也收获着贫穷带给我的震撼和感悟，在漂流中体验，在漂流中感悟，在漂流中成长。
　　
　　2005年7月10日晚上
　　
　　昨天的此刻，我还在贵阳车站驻足、张望，今天，我已经在大水乡政府报到了。
　　
　　下午三点多才辗转来到大水乡。刚下过大雨，车子开得小心翼翼。路的一侧是大山，另一侧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泥泞、狭窄、崎岖、颠簸……
　　
　　在乡政府找到党办王主任报到，随后被安顿到乡政府招待所。傍晚，王主任叫我去吃饭，并且告诉我，由于今天是周末，派驻到大石小学、大慈小学的支教老师都要“回家”补补油水，正好我们可以认识一下。
　　
　　饭菜很是丰盛，我和几位志愿者坐在一起，大家都很热情。经过交谈我了解到，王震是山东团省委派驻大石小学的志愿者，来贵州前是山东大学大三学生，休学一年。王龙则是我真正的老乡，聊城人，今年刚从华东理工大学毕业，在上海电视台实习，来贵州做一期纪录片。两个杨老师都是支教一年的志愿者，杨梅老师来自广东，辞去高薪工作自愿来贵州支教，被派驻大慈小学。杨璐锡老师则是从毕节地区的中学教师中脱颖而出，受贵州团省委和毕节团市委的委派来到大石小学的。他们向我讲起支教过程中的震撼和触动。我静静地听着，分享着他们的欢乐和感悟。
　　
　　2005年7月12日傍晚
　　
　　我的脚下是磅礴的乌蒙山，眼前苍茫的天空，飘落着零星细雨。这几天一直没有动笔，心情很复杂。
　　
　　去大石的路，我们走了3个小时。下着小雨，碎石、泥土和雨水混在一起，泥泞至极。15里都是山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路很窄，大概只有三四十厘米。
　　
　　我们小心地向前“滑行”，翻越一座座山，当远远地看到大石小学崭新的楼房和那旗杆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时，我们欢呼起来。
　　
　　由于徐本禹的“品牌效应”，大石小学已经成为“天堂”。两层的教学楼，外面贴着白色的瓷砖，孩子们有了图书室，老师办公室也配备了电脑。新校舍旁边仍保留着原来的大石小学——那是一个简陋的茅草屋，破草席就是屋顶，大门紧闭，贴着封条，静静地呆在楼房旁边的角落里。
　　
　　当初徐本禹就是在这样摇摇欲坠的“教室”中履行着自己阳光下的诺言，而孩子们，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房中努力去实现自己“走出大山”的梦想。
　　
　　我去给二年级的孩子上语文课，站在讲台上俨然是一个老师，二十几个孩子专注地看着我，一双双眼睛里充满渴求。破旧的衣衫，露出脚趾的鞋子，蓬乱的头发，黝黑的小脸荡漾的却是纯洁得不带一丝杂质的笑容，满是幸福和快乐。他们贫穷，却依然快乐，他们快乐，却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他们出生在深山，过早地承受了贫困和苦难！
　　
　　到吃午饭的时间了，王震远远地招呼我过去洗菜，我兴致勃勃地跑过去，却发现只有土豆。王震看出了我的惊奇，解释道：“毕节地区的主食就是土豆和玉米，当地称土豆为‘洋芋’。我们吃的所有东西，都是家长让孩子们从家里带来送给老师的。有时也会有西红柿、绿辣椒和鸡蛋，但这种情况很少。现在知道了吧，我们每个周末去乡政府食堂补补油水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很快就开饭了，一盆炒土豆，一盆煮土豆，都是超大号盆子，只有盐和少许的油做佐料，可谓“清炒”、“清煮”。大家围坐在桌子旁，就着米饭狼吞虎咽。孩子们在远处的土堆上张望着，王震又一次向我解释：“孩子们是不吃午饭的，一是因为家远，来不及回家，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家里太穷，无法负担他们吃午饭。孩子们大多有胃病，上课的时候很多孩子的胃就会疼。王昌茹老师曾经搞过一个‘午饭工程’，目的就是让大石小学所有的孩子都吃上午饭，可惜没有成功。”我望着眼前的米饭和大盆的土豆，说不出话来。
　　
　　下午是语文测验，交卷时间到了，我这才发现，一个小男孩倒拿着卷子看了整整一个小时，试卷上空空如也。
　　
　　“为什么不做呢？”
　　
　　“看不懂。”
　　
　　“啊？卷子上题目的类型老师都讲过的。”
　　
　　“我不用学习。”
　　
　　“为什么？”
　　
　　“我爸爸是卖豆腐的，全村只有我家开豆腐店。”
　　
　　“……”我无语，而那个孩子脸上还荡漾着幸福与自豪。一个开豆腐店、家中有一台小小的磨豆腐机的家庭就可谓是当地的“比尔·盖茨”，这个家庭的孩子就有其他孩子所没有的炫耀的“资本”，就有权利不学习！我看着孩子无辜的大眼睛，不知道该为他高兴还是该为他悲哀。孩子，面对贫穷，你是无辜的，但现在却变成一种无知。贫穷并不可怕，可贫穷加上愚昧就意味着灾难，意味着无药可救。
　　
　　晚饭依然是土豆和米饭，吃完后没有回乡政府，在大石小学过夜。
　　
　　一觉醒来已经是七点了，坏了，误了上课了，我套上衣服冲出来，看到王震正笑嘻嘻地在外面洗脸，“怎么了？不用急，孩子们的家离学校太远，最远的要走三个多小时，我们每天上午九点正式上课。”我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了地。
　　
　　孩子们陆陆续续到齐了，也差不多该上课了，我开始检查昨天布置的作业。
　　
　　除了字迹稍乱一点，总体来说还算可以。最后一个把作业递给我的是一个扎辫子的女孩子，怯怯的。我一看，她的作业只写了一半。我不动声色地把作业本还给她，开始上课。
　　
　　下课后我找到王震了解情况，他告诉我，这个孩子是全班家里最穷的，也是学习最好的。父亲瘫痪在床，母亲跑了，还有一个弟弟。她所谓的“家”，是个茅草搭起来的“二层小楼”，“一层”是牲口圈，上面搭上几块木板，铺上草席，就是“二层”，是她和父亲以及弟弟睡觉的地方。每天她放学回到家就要割猪草、砍柴、喂猪、喂牛、喂马，然后做饭、收拾、挑水、服侍父亲睡觉，照顾弟弟，忙完这些的时候天通常就黑下来了，家里是这种状况自然也就不可能有灯油点灯学习。第二天一早就要起来把全家直到傍晚的活做完，然后跑着来学校，但是她从来没迟到过，没有做完的作业第二天也一定会补好交给老师。
　　
　　我回到教室，悄悄地从兜里摸出200块钱塞到她上衣口袋里，不忍回头再看她，转身走出来。
　　
　　下午四点半，孩子们放学了，我夹着书兴冲冲地回到办公室，却发现办公室里挤满孩子，还有一些孩子围在门口，手扒着门框，一片哭泣声。我猛然想起来，在这里支教一年的陈老师今天要走了。陈老师把自己的衣物和鞋子一样样地发给大家，低低地叫着孩子的名字，默默地把东西塞在孩子手里，一句话也不说，孩子们哭得更厉害了，老师转过脸，不去看孩子脸上流下的泪水，自己的眼泪却早已夺眶而出。
　　
　　下山的时候又碰上那些孩子——他们刚把老师送走，破旧的书包在单薄的脊背上一颠一颠的，脸上是风干了却依旧清晰的泪痕。
　　
　　明天，我将动身去几十里外的黄泥乡——这个基本上没有被外界干扰过的地方，去见证更为原始的贫穷。
　　
　　2005年7月27日下午
　　
　　今天晚上，我就要下山离开黄泥乡了。
　　
　　刚刚给孩子们上完最后一课，我平静地说下课的那一刹那，掌声响起，孩子们的眼泪流下来。我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我要上大学，我要走出大山！”冲出教室，泪流满面。
　　
　　小班长追出来，交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是73封信和73个彩纸叠的星星。他用磕磕巴巴的普通话说：“老师，我知道您是城里人，山外面的，也许不稀罕我们的这些东西，每一个同学都给您写了一封信，叠了一个星星。这是我们全体同学的一份心意，请您收下。”
　　
　　我把胸前“华东政法学院”的校徽摘下来，放在他手心，转身，离开。
　　
　　在黄泥，我每一分钟都收获着感动和泪水。
　　
　　贵州是典型的“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我上山那天正是大雨，乡政府把我送上山的三菱越野车开到半山腰就打滑了。正在为难之际，蜿蜒的山路上，一队人影越来越近——村民听说今天有个支教老师来，远远地下山来接我了！他们把我的行李“抢”过来放在他们的背篓里，让我轻装前进。
　　
　　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了五个多小时才到新寨小学，由于山路实在难走，不得不穿靴子，安顿下来以后才觉得双脚隐隐作痛，脱鞋一看，双脚都磨出了血泡。
　　
　　村民们好奇地围着我，我的提箱、手机、数码相机在他们眼中都是那样新奇。他们只是静静地站着，看着我收拾东西，看着我吃饭喝水，看着我的一举一动。或许，他们在揣测，这个从山外面来的“娃娃老师”究竟能够教给他们的孩子什么东西？
　　
　　第二天与新寨小学年轻的金老师（男）和陈老师（女）进行接触我才了解到，新寨小学是金老师办起来的，即所谓的“私立小学”。没有政府拨款，全校仅有的两位老师的工资就从学生交的学杂费中支出。而现实情况是，七十多个孩子中有四十多个由于家里穷，存在着学费拖欠问题，老师还要为他们先垫上。下面分别是我与金老师和陈老师的对话：
　　
　　1．与金老师的对话
　　
　　问：“当初为什么要办这所小学呢？”
　　
　　答：“我父亲的意思。”
　　
　　问：“能具体说一下吗？”
　　
　　答：“我的父亲以前给别人做长工，因为没文化吃够了苦头，他说，我们不能让娃娃们继续我们的生活。十年以前我初中毕业，在村里也算是个知识分子（笑），父亲就萌生了让我做老师教这些小孩的想法。”
　　
　　问：“这里一直没小学吗？”
　　
　　答：“是的。我们好几座山是一个村，小孩上学需要跑很长的路，不方便，再加上家里穷，很多家长就不让念书了。”
　　
　　问：“为了办学你们遇到过什么大的困难吗？”
　　
　　答：“首先一个就是一些人的不理解，因为我们村还没有私自办学的先例，给我们的精神压力特别大。还有就是在房屋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就把住的瓦房腾出来用做教室，自己住土房子。”
　　
　　问：“想过打退堂鼓吗？”
　　
　　答：“既然都开头了，就得干下去，只有这样。”
　　
　　2．与陈老师的对话
　　
　　问：“今年多大了？”
　　
　　答：“17。”
　　
　　问：“为什么要在新寨小学当老师呢？”
　　
　　答：“家里穷，挣钱。”
　　
　　问：“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呢？”
　　
　　答：“200块。”
　　
　　问：“你也是上完初中就……”
　　
　　答：“是的。”
　　
　　问：“为什么没有继续读下去呢？”
　　
　　答：“家里没钱了，两个弟弟也在念书，我想先挣一年钱再回学校，现在看来，不可能了……”
　　
　　问：“两个弟弟现在还读书吗？”
　　
　　答：“今年初中毕业，都考上县城高中了。他们想先出去打工，挣够上学的钱再回来。”
　　
　　问：“喜欢这些孩子们吗？”
　　
　　答：“嗯。”
　　
　　问：“对孩子们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
　　
　　答：“希望他们好好念书，能走出去见见大世面，不再像我这样
　　
　　……”
　　
　　新寨小学共有两间教室，复式班教学，坐满了一至四年级的孩子。教室尽管有窗，里面却仍然黑漆漆的。孩子们没有椅子，在木板搭起的简易“课桌”前站着听课。教室外面靠墙的地方依次摆着水缸、磨盘还有一摞摞干草，房梁上挂着晒干的辣椒和玉米。要不是教室前空地旗杆上飘扬的五星红旗和教室门口进进出出的孩子，我绝对不会相信这竟会是一所学校。
　　
　　我看到不少孩子，在贵州7月的天气里，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袄或者毛衣，手伸进去才知道，都是贴身穿的。他们一年四季只有这一身衣服！
　　
　　还有一些孩子，已经开始接受资助，穿着崭新的衣裤，脚上却套着自己破旧的只剩鞋底的鞋子。孩子们都很羞涩，看着我向他们走去，扭头就跑，拉过来，也就不再跑了，顺从地回答我的问题，好奇地盯着数码相机让我给他们拍照。
　　
　　我问他们：“北京是什么地方？”
　　
　　没人应答。
　　
　　我又问：“有谁知道上海？”
　　
　　还是没人吭声。“贵州？”“……”“贵阳？”“……”“黄泥？”“知道！”声音格外响亮。孩子们兴奋起来，争先恐后地向我讲述他们所知道的“黄泥”，看着他们漾着笑容的小脸，我却有股想哭的冲动。
　　
　　……
　　
　　2005年7月31日晚
　　
　　火车刚刚启动，明天早晨，我就到家了！
　　
　　30号一早的上海火车站，早已有几个朋友接站。刚下火车，行李就被他们抢去。20天的超负荷体验和一天两夜“干坐着”的劳顿已经让我快丧失了说话的力气，任凭他们“摆布”。
　　
　　一出站他们就为我买了31日晚回济南的软卧车票，说是让我好好享受一下。我看着车票上赫然打出的票价，只觉一阵晕眩——好久没见过这么大数目的钱了。足够两个孩子一年上学的费用，我回家一趟就要花掉……
　　
　　为了让我休整一下，几个朋友在上海陪了我两天。在上海新天地的星巴克，4个人每人一杯冰拿铁和一小块一口就能吞下去的甜点，我分明看到朋友给了服务生200元人民币，可是只找回50元。“天呐！一个孩子一年的学费就这样被4个人在半小时内吃掉了。”我想。朋友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我说：“好啦好啦，该享受的时候就享受一下嘛，没你想得那么复杂。再说，贫困问题又不是靠你一个人就能改变得了的！”我愣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又想起孩子们破旧的衣衫，裹着棉袄的瘦弱的身躯，远远看我们吃饭的眼神，只剩鞋底的鞋子中露出的脏脏的带着凝固血块的脚趾，还有那淳朴清澈令人心酸的眼睛。
　　
　　又想起下山的那天晚上，依旧是大雨滂沱，乡政府的车在半山腰接我。深夜黑漆漆的山上闪烁着一条巨龙，全村一百多个村民都来了，打着火把，送我下山。分别的时刻终于来临了，陈老师扶着我的肩膀忍不住哭出声来。村民们都哭了，他们在反复地说着一句话：“从来没有人这样关心过我们，谢谢！”车子缓缓地开动了，我把头伸出窗外，拼命地挥手，向这些可敬可爱的人们告别，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陈老师追上来，塞给我一个已经攥得皱皱巴巴的纸团。小班长的声音远远地传来：“老师，我要上大学！”稚嫩的童声在深夜的乌蒙山久久回荡。
　　
　　我展开纸团，字迹依稀可辨——回去以后给我写信好吗？给我讲讲大学是什么样儿的，我是多么希望有一天我也能上大学啊！
　　
　　我的眼泪又涌出来。一个只有17岁的女孩子，却已经有了3年教龄。在她的心中，大学是那样圣洁，那样美好，却也是那样遥远，对她来说，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我想起了在新寨的这些天，房东嫂子为了让我吃上好点儿的饭，把家中仅有的4只鸡杀了3只。每顿饭都有肉和鸡蛋，对于这样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是过年也吃不上的美味，而我，却这样吃了十几天，天天如此。家里3个不满10岁的孩子也因为我的到来得到“特赦”——每天放学后不用再去背草，“专职”陪着我玩。由于上课时间紧张，没时间刷鞋，我把沾满泥巴的登山鞋放在场院里晒着，上课回来却发现鞋子已被嫂子刷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