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培养出伏明霞、郭晶晶、肖海亮等世界跳水冠军的著名教练于芬公开直斥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私吞了自己上百万的奖金，“百万巨款”、“私吞”等敏感的字眼立即挑起了公众的神经。
　　
　　身为清华跳水队总教练的于芬，1987年至1996年是国家跳水队的教练乃至副总教练。1998年，中国首块奥运跳水金牌得主周继红升任领队之后，于芬离开了国家队。于芬在博客中透露，她曾在2007年下半年向国家体育总局领导提出重返国家队的要求，理由是她作为中国最好的跳水教练有资格和能力为中国跳水冲击更多的金牌作出自己的贡献，但国家游泳中心以“稳定团结”为由拒绝了于芬的请求。
　　
　　于芬和周继红为湖北老乡，于芬还曾作为助理教练带过周继红，但两人之间的矛盾却是公开的秘密。1997年，于芬调入清华并组建成立清华大学跳水队，既迎合了清华大学“体教结合”的探索，也是于芬在体制之外证明自己的一次努力。
　　
　　而伏明霞1996年退役后恰好在清华大学读书，恩师率领的跳水队让伏明霞想到了复出。2000年，中断训练两年多后复出的伏明霞在悉尼奥运会上再创佳绩，为于芬和清华跳水队做了最好的广告。
　　
　　但清华跳水队的发展并未因此而顺风顺水，相反，它身处一个运转已久的体制，却又以一种挑战者的姿态暗暗威胁着这个体制，其所受到的掣肘可想而知。
　　
　　所以，于芬要求重返国家队。不可否认的是，于芬向游泳中心抛出橄榄枝，想抓住最后的机会重返体制内部，事实上是间接承认了“清华模式”的无奈与无效。因此，于芬与周继红的纷争不止是简单的教练员奖金分配的纠纷，作为“清华模式”和传统“举国体制”的代表，两个女强人之间的“战争”背后隐藏的是“体制”的强大和“模式”的尴尬。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体育界形成了一个从业余体校到体工大队的封闭体系。很多人愿意当运动员，因为可以得到宝贵的城镇户口。而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动员退役后也不愁出路。但上世纪8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运动员的安置、就业成了问题。从事专项训练的业余选手与专业运动员之间的比例是12:1，这意味着想吃“体育饭”的人群中只有极少数人能登上塔尖。
　　
　　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企业用工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运动员越来越难以被用人单位接收。
　　
　　为此，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进行了两项改革：一是将体工大队学院化，另外一项就是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的“体教结合”模式。所谓体教结合，就是要在传统运动员培养系统之外建立一个以教育系统为主体，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一条龙”体育人才培养体系。
　　
　　清华大学在“体教结合”中无疑充当了旗手的角色，名校招牌让其拥有无可比拟的招生优势，在政策上也得到倾斜。由于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清华模式”成为“体教结合”的代名词，也被视为中国体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参照。而让清华模式获得民间声誉的，一是“眼镜侠”胡凯，另一个就是于芬执掌的清华跳水队。
　　
　　在北京奥运会上，胡凯成为历史上第一位闯进奥运男子百米第二轮的中国运动员。但与清华跳水队的标志性意义不同的是：胡凯表现出色的项目——中国田径在世界上处于弱势，而清华跳水队培养出的世界冠军则能跻身豪华的中国跳水“梦之队”。于是，在胡凯获得良好而自由的成长空间的同时，清华跳水队则需要与一个强大的体制进行博弈，而这更能真实地体现出清华模式在中国体育体制下的地位。1998年成立之初，清华跳水队运动员实行双重注册——既可代表各地方队，又可代表清华大学队。2005年，国家游泳中心出台新举措，规定运动员不能双重注册，这个规定让很多清华跳水队的队员为了能代表省队出战全运会而纷纷“出逃”。游泳中心的新规定无疑是对清华跳水队的“釜底抽薪”。
　　
　　2005年，清华大学跳水队状告队员王鑫的家长，清华跳水队与地方队的注册争夺和利益纠纷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学校告家长的做法，也让清华模式遭到非议。时任美国跳水队总教练陈文波评论说，清华跳水队就像一个四不像的怪胎：说它是专业队吧，它和国家体制不一样，甚至还有和举国体制对抗的味道，比如拒绝国家跳水队的选拔；说它是俱乐部性质吧，更不像，俱乐部以锻炼身体、以爱好为目的，这点肯定不是清华跳水队的初衷。
　　
　　有舆论认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成绩是举国体制取得的成效，并引起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注意和效仿，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有类似集中资源发展某些项目、培养运动员的举措。但这里有一个明显的误解，那就是这些国家都没有改变它们根本的体育运行体制。美国通过《体育法》，确立了以大学为核心的体育人才培养系统；欧洲国家则以俱乐部的形式通过民间社会的力量推动发展。体育本身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奥运会成绩只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目标。
　　
　　而我们的竞技体育的总体培养和训练机制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奥运会争光计划”等政策制定的目标都指向金牌战略，甚至检验“清华模式”也要以金牌指标作为依据。但清华模式在本质上是“业余”的，而举国体制在本质上却是“专业”的，它们本应指向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所以，清华模式绝对不该是传统体育观念所期待的“金牌机器”。这就造成了清华模式不可能有效地进入金牌战略机制，甚至与这个机制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
　　
　　这场冲突将走向何方？又将对我们的“举国体制”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