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关于此次西南大旱的原因，存在着种种分析。“西部大开挖”、西南水电站的密集上马给流域生态造成的影响、对于水利建设的忽视等因素，或许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无论如何，对于我们无疑都是一种警醒：保护环境，事关每一个人。
　　
　　能说水利不重要？可它该由谁来建？怎么建？建好后怎么管？不希望几年后，再遭遇“百年一遇”！
　　
　　今年的干旱暴发在春天。春天，阳光温和，气候宜人，它让人对外部世界的触觉不那么敏感，甚或有些错位——谁能料到，在万物复苏的季节，旱魔会悄无声息地袭来？
　　
　　但农人却是敏感的。事实上，自去年入秋后，云、贵、川、黔、渝的许多地区就很少下雨了。降雨少、气温高、蒸发大、墒情差，开春后灾情迅速蔓延，形势严峻。“你们看看这地嘛，胡豆、豌豆、麦子，没有一样种得下去！”贵州省威宁县盐仓镇某村村民袁洪发将手伸进龟裂的田地里，声音沙哑地说，“今年小春颗粒无收啊！”
　　
　　看着他黝黑憔悴的脸，谁都能想到旱情的严峻。袁洪发所在的盐仓镇是千里乌江的源头。乌江，我曾无数次跋涉。下涪陵，进彭水，走酉阳，每一次都要与乌江打交道。湍急的江水冲破武陵山脉和大娄山脉的阻隔，一路急如奔马，盖因地势落差大，切割强，是为西南天险之一。这次溯江而上，我发现它突然清瘦得厉害，就像一个正在急剧变瘦的巨人，几个月不见，竟认不出了！
　　
　　在乌江的源头，我终于见到了那个著名的石缸洞。这是一口千万年不断的泉眼，涌出的泉水形成小溪，一路集合大小支流，汇成乌江。石缸洞地处乌蒙山麓，洞口呈不规则形状，约三四平方米大小，泉水清澈见底，碗口粗细的泉水汩汩流出洞后，没于布满鹅卵石的河床，
　　
　　沿河床下行千米，遂又见积水。
　　
　　村人称，泉眼水流旺盛时，有水桶粗细，但由于干旱已持续半年，如今水量至少减了一半。袁洪发说：“连源头都快干涸了，我可从没见过。”石缸洞方圆几公里内住着约百户农家，因久旱无雨，村民都来背水，拖拉机、摩托车的轰鸣声聒噪不已……是为贵州“百年大旱”之一隅。难怪沿乌江一路上来，见不到一艘船。水太浅，咋行船？
　　
　　乌江如此，长江、嘉陵江也好不到哪儿去。
　　
　　位于两江交汇处的重庆，自去年冬天起水位就持续走低。长江重庆寸滩段，以往双向可走4艘船，如今只能走2艘甚至单向通行，江水最浅处仅2.8米，最深不过4米，许多大型船只抛锚停泊。嘉陵江岸边的河滩比往年增大了一倍以上，成了放风筝的好去处。那些在河滩上欢快奔跑的红男绿女并不在意江水的枯瘦，他们只惬意于春风的温暖和阳光的和煦。
　　
　　“自三峡成库后，我再没见过嘉陵江边冒出这么大的河滩！”吾友黄小平，练冬泳已逾20年，对两江景物了如指掌，“你看江中的石门（嘉陵江渡口如门一般的两块巨型礁石）都露出来了，长江中的夫归石（传说与大禹治水有关）也露出来了，这说明什么？旱啊！”
　　
　　黄小平告诉我，早年冷得浸骨头的长江水，如今不冷了。不冷说明什么？可作N种判断：一是江水少了，流速缓了，给太阳晒热了；二是上游雪山下来的水太少了；三是因大旱，补充的水少了……“原先以为，长江是甩开膀子乱用也用不尽的啊！如今，竟瘦得人心痛，奈何？”说罢，一声长叹。
　　
　　我也一声长叹。4年前的川渝大旱，我见证了天无雨的窘迫。
　　
　　那是2006年8月的一天，重庆气象台发出全国首次旱灾红色警报时，我正行走在皇华城的阡陌间。皇华城是长江中的一个小岛，位于忠州，已衰落千年。
　　
　　我登皇华城，原本为寻南宋遗迹。同行者是常年滚打在基层的文化专干老罗。登岛，眼前水田蜿蜒，阡陌纵横，少树，遂觉阳光毒辣，刚喝下的水化成汗，湿了衣衫。问老罗，你说这会儿有多少度？老罗说，预报是41度，但我估计地表气温至少50度。
　　
　　一路走过，水田裂了，稻穗几乎是空壳，直立着；田埂边栽种的豆荚枯黄，轻踢一脚，如秋风吹过，簌簌抖落。问，它还能长出东西吗？老罗说浆都灌过了，咋长？继续往稻田深处走，空气烫得脸紧，让人不敢划火柴点烟。这才发现，周围静得可怕，除了能清楚听到心脏咚咚的响声外，四野无风、无鸟、无蝶、无蜂，甚至无苍蝇！鼻子里灌满灼热，闻不到其他气味，包括稼禾、青草气味和汗味。路过一
　　
　　粪坑，坑内早已晒得憔悴，臭味全无。
　　
　　原来，田地干旱时竟是这番模样！
　　
　　那一刻，人宛若置身于大漠深处，绝对感受不到辛弃疾词中“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野趣，只觉像在洪荒中挪步，脑袋全乱了。
　　
　　老罗说：“天干啊，已经50多天没下雨了。
　　
　　报上说这是50年一遇，又说是百年一遇。
　　
　　说这些管啥用，今年肯定要减产了！”我清楚，这里属长江河谷产粮区，历来降水充沛，且皇华城脚下就是浩荡长江，竟旱成这模样，更何况那些远离大江的地方？
　　
　　自重庆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年均降雨量为1200毫米，在全国也不算低了，可仅仅4年，就遭遇两次大旱，确实频繁了一点。
　　
　　我既不能轻斥天灾，也不能妄言人祸，但基本判断还是有的。
　　
　　10年前，当“西部大开发”的号角震天响时，我参加了重庆举办的一个环保研讨会。
　　
　　与会者是一批“过气”的专家学者，他们年龄偏大，有胆识，无官职，因此声音微弱，但表达的观点却很清晰：我们支持“西部大开发”，反对“西部大开挖”！
　　
　　开发与开挖，天壤之别。当我们享受着大开发带来的文明成果时，我们对许多“开挖”的事要么失语，要么失忆，要么无能为力。
　　
　　很多时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西部的矿产在开挖，西部的河流在开挖，西部的森林也在开挖——变成了桉树林、橡胶林，西部的荒原变成了城镇……
　　
　　西部山地能否承载如是重负？
　　
　　特别是西南水电站的密集上马，给流域生态造成重大影响，如金沙江上游的“一库八级”电站，建成后不仅会让下游河道干涸，还会使地下水位降低。当西南水电的总装机容量预计将达到几十个三峡工程的水平时，如此巨大的工程，是否也成了大旱的一个诱因？
　　
　　北京媒体同人汪永晨，曾到今年春旱的重灾区珠江上游采访。那里的江水几乎就是黑的，当地居民从河中捞起淤泥晒干后，可当煤炭用，俗称“河煤”。在西部相当多的生态脆弱地区，我们能否重新检点对自然的认识？能否多一点敬畏，少一点“开挖”？
　　
　　可以想见，西南大旱结束后，又会有专家站出来给出诸般解释：洋流、季风、副热带高气压、厄尔尼诺，等等，以印证大旱属极端气候引发的天灾，可贵州农民袁洪发的一句话就把我问住了：“（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公社化时，也有大旱年头，可那时有水塘、水
　　
　　库、水渠，天再旱也多少能种下点东西，今年却一粒都种不下！你说是为啥？”全盘否定公社化无可厚非，但公社化的水利遗产已让我们顺利度过上世纪80年代，勉强熬过90年代。进入新世纪后，它们大多坍塌、废弃，无人过问，可在西南山区，离开水利，行吗？
　　
　　回头看重庆，由于4年前大旱给它的惨痛教训，重庆这几年投巨资兴建水利，包括55座大中型水库和数千座小水库、山平塘，因此，今年重庆与贵州毗邻的綦江县虽也几个月无雨，但居民照样做饭、洗澡甚至洗车。要知道，川渝大旱时綦江气温曾高达44.5度，几欲燃烧
　　
　　！如今，与綦江一山之隔的贵州地界的灾民岂敢奢谈洗澡，连碗筷都一星期洗一次！
　　
　　能说水利不重要？可它该由谁来建？怎么建？建好后怎么管？
　　
　　不希望几年后，再遭遇“百年一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