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夕，本埠“两会”开得热烈，物价仍是热议的焦点之一。其中，粮油肉菜又是重点。想想也是，如果买不起新房，旧房还可以将就住，可粮油肉菜哪能将就呢，那可是天天开门就得面对的呀！我有幸采访了参加“两会”的众多代表和委员，发现谈猪肉的人少了，而上一年，至少有几十人对此提议案呢！也是，如今肉价降了，没理由再对它饶舌；再瞧瞧周遭，本埠许多房地产老板圈地后，一看房价下跌，索性不再盖房，先将那地拿来养猪，且一养就是几千头上万头，你说那肉价能不降吗？
　　
　　然而，人却往往很健忘。记得当初猪肉涨价伊始，四周一片闹哄哄，民间、政府、媒体，无不唾沫纷飞，指点江山，以为吼几声就能把肉价吼下来，结果肉价照旧节节攀升。双休日去肉铺，熟识的肉贩用刀背拍拍敦实的猪后腿，笑嘻嘻对我嚷嚷：“买吧买吧，还等啥呀，过两天还往上涨呢！”那得意劲儿气得我差点踢他一脚！
　　
　　那时关心猪的人特别多，大家都在想办法、出主意，归结起来不外乎一句话：关心农户，多养猪，肉价自然会降。但我当时却怀揣慈悲，更关心猪们死时的痛苦—这其实是总编定的选题，亦即所谓文人的悲悯情怀，毕竟，我去屠宰场的采访经历，触目惊心。
　　
　　那是7月，凌晨3点，我和摄影记者赶到长江边一个叫小渔沱的地方。那里有一家食品站，其实就是屠宰厂，车间属半机械化，站长叫廖新建，一个黑胖汉子。他说自己的工厂每月能产猪肉180吨，牛肉150吨，远销山东、河南。我说如今肉那么好卖，你就甭王婆自夸了，还是谈谈你们对猪采取的“福利性死法”吧。老廖一愣，怪怪地打量我，待认定不是说胡话后，答：“不给它们注水，就是最大的福利了，还能咋的？”
　　
　　正说着，水响、猪叫、人喧哗，300多平方米的待宰圈蓦地热闹起来。上百头猪在若干小圈里或跑或卧，焦躁不安；猪贩们一边给猪冲凉，一边品头论足，估算着每头猪可赚多少银子。这时，14号圈里的猪发出惨叫，只见一个白衣汉子，将两三斤重的打码器重重砸在猪背上，旁边一个“圆领衫”紧跟着涂抹蓝印泥。我数了数，圈里有18头猪，每头至少要遭两次重砸，打码器落处，一片潮红。
　　
　　“师傅，你就不能轻一点吗？”我剜了白衣人一眼。
　　
　　白衣人回剜我一眼，没答话，打码器继续往下砸，痛得猪们嗷嗷乱叫。旁边12号圈里，一对夫妇模样的人正把猪往另一个圈赶。猪不走，男子操起木棒打仍不走，女子生气了，大骂，抓住猪耳朵向前拖，男子则用脚猛踹，一边提着猪尾向前推，猪一路号叫。屠宰车间外，等着拉货的肉贩已排起长队。那些待宰的猪何等聪明呀！它们预感末日来临，嘶叫声此起彼伏，听得人心惊肉跳。在上流水线的倒钩前，无不竭力挣扎，哀号凄厉。有一头猪竟挣脱了，满场乱窜，屠工们吆喝着，慢慢围拢，一年轻屠工箭步上前，将带钩的铁棍用力一杵，便牢牢钩住猪嘴巴，猪狂踢，粪水溅到屠工脸上，屠工大骂，左手拉钩右手套绳，一放，猪已吊在半空，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这边，距此几米外的待宰圈里，剩下的猪见状无不鬃毛倒竖，嘴露獠牙满圈狂奔，甩头猛撞圈墙；那边，猪们挨了致命一刀后，悬在倒钩上扭动挣扎，屠工们神闲气定，掏心挖肺，未几，铁钩上挂满打理干净的肉块。凌晨5点，众肉贩把还冒着热气的猪肉装上冷藏车，急急拉走。待屠宰场空了，我与廖站长和屠工陈光志就屠宰方式，作了非正式对话—
　　
　　问：“这样杀猪，不觉得太残忍吗？”
　　
　　廖站长：“没感觉。它们反正要死。就像枪毙死刑犯，你能说是残忍吗？”补一句，“谁叫它们是猪呢？”
　　
　　又问：“你们知道吗？动物专家已经指出，临死前让猪恐惧地乱叫，会造成它们肾上腺激素大量分泌，形成毒素，影响肉质呢！”廖嘿嘿笑了：“那些读书人真是，杀个猪嘛，哪来那么多道道！”
　　
　　再问：“杀猪还真有道道呢，愿听听吗？”其实我也是现学现卖，“动物福利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当着其他动物的面屠杀动物。杀猪前，应给它们放放音乐，让它们静养12小时，享受20分钟淋浴，最后给它们喝一些淡盐水，再电击……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譬如静养、淋浴会让猪情绪放松，肉质不会因紧张而僵硬；喝淡盐水不仅能让猪肉更鲜嫩，还能加快放血速度，让猪死得更轻松。”话音刚落，廖捂嘴笑了，陈光志更是笑得前仰后合：“太可笑了，你说的那福利，是畜生享受的吗？”“这应该叫‘猪权’吧，”廖收住笑，说，“但我认为这是假仁慈，是伪善。”
　　
　　我说：“不对，现在不但沿海发达地区，就连我们近邻的成都、绵阳也有屠宰场这样做了。”
　　
　　“但这得增加成本呀，”廖说，“谁来埋单？再说啦，现在猪肉那么好卖，还福利个啥呀。”陈光志抽着烟，在一旁笑眯眯地听。据介绍，今年34岁的他已有15年屠龄，自称宰杀的肥猪不下3万头。问他：“杀了这么多猪，手抖不抖？”
　　
　　陈将烟屁股一吐，不屑道：“开玩笑，手抖还敢吃这碗饭？猪反正要死，俗话说‘猪吃叫，鱼吃跳’，杀活蹦乱跳的猪，过瘾！”终于无语。
　　
　　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史怀泽说：“如果我们只关心人与人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不会真正变得文明，真正的文明是人与所有生命的关系。”想想也是，猪从出世到被宰杀，一生过着悲惨的日子—吃不洁泔水，被注水，集中群居，最后在痛号中挨一刀—在本埠60余家手工或半机械屠宰场里，数以万计的猪们哪天不是这样惨叫、流血、被分割呢？
　　
　　无论生死，人们又何时真正关心过猪？
　　
　　或许，宰前不给它们注水，已够仁慈了，还能怎么着？猪肉贵了，大伙关心的只是价格，一旦降了，谁还提它？然千百年来，万千猪们为了你我奉献自己，真的就不能让它们死得轻松点吗？
　　
　　如今回头看，我当时的追问其实只是假慈悲。事实上，在肉很贵、猪很痛的表象背后，是人们对农业危机长期的麻木不仁。当金融危机袭来后，物价、肉价趋于平缓，人们似乎觉得可以歌舞升平时，没准猪肉又在酝酿新一轮的暴涨呢！
　　
　　聆听着“两会”上代表委员们面红耳赤的慷慨陈词，我以为那多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策，真想让他们帮我也提一个议案：20年后，谁来种地？
　　
　　这是一个抗战将军的儿子最先提出的。
　　
　　那天下午，我与将军的儿子、一个年逾六旬的农民去长江边上的陶家镇，寻找他父亲、原川军将领朱再明的坟。为追寻巴渝抗战民族魂，我这大半年来一直穿行在川东的群山与大水中，迈过无数个田坎，翻过无数道山梁（因为当年的抗战英雄大多来自农村）。老实说，我在乡间看到了丰收的景象，也看到了未来的隐忧。当我和将军儿子穿过一片竹林，前面豁然亮出一大片广柑树，黄灿灿的果实压弯了枝头，地上到处散落着熟透的广柑。拾起一个，用刀切开，尝，清香而甜，不觉诧异：“这么好的广柑，咋就让它烂地里呢？”将军儿子答：“值不了几个钱，也没谁肯使力气来背，就只好烂地里了！”又说，“如今青壮劳力都出去了，有时连粮食也没法全部收回来呢。”
　　
　　走出广柑林，眼前是成片的撂荒土地，荒草长得比树还高。经了解，这个村庄原本人口密集，人均不足5分地，但为何竟有那么多土地撂荒？“因为种田不挣钱，年轻人都出去了，村里只剩下老头、老太婆，你说地能种好吗？”将军的儿子突然问我，“你说说，这样下去，20年后，还有谁来种地呢？”
　　
　　他把我问住了。事实上，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当国家废除农业税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应该高涨才是啊，但为何川东农村竟有那么多土地撂荒呢？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大批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致使土地无人耕种；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损毁没人修复造成土地无法耕种；种田风险太大，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将颗粒无收，不如打工保险，农人不愿耕种……
　　
　　还在于，走过那么多村镇，竟很少见到20岁上下的青年男女！
　　
　　他们上哪儿去了？他们去了主城区，去了南方，去了工厂，去了工地……年复一年，当他们渐渐变成城里人后，栽秧、挞谷、犁田、耙田、植苗、种菜等农活儿已全然不懂。再过20年，当他们的父母再也干不动田间农活时，谁来种地？靠机械化吗？可川东的地貌决定了，这里的山地和丘陵虽然肥沃，但不可能大规模实施机械化作业，那弯曲起伏的梯田，最终还得靠人工，然而届时，这“人工”又是谁呢？
　　
　　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事儿躲不开时，土地撂荒已经敲响了警钟，而金融危机对物价压力的暂时缓解，并不能掩盖下一次猪肉等农产品价格卷土重来的强烈反弹。透过表象看本质，千万不可只盯住那炫耀政绩的GDP，而忽略了让中国经济安身立命的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