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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窗外看见鸟儿、树木和房屋。
火车硬座车厢，对面的妇女睡着了，裙子像洞穴般张开。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我想起了阿泉的画，于是从看不见的地方伸出了树枝、海水、乌云和墙壁。
到达景秋的时候，天已经暗了下来，这个被我称为家乡的城市距离厦门不远，从上大学开始，我已经有四年没回来过了。但我依然记得这里的路灯和街道，永远忘不了这里有我最好的朋友和喜欢的姑娘。
夏天，天空格外安静，提着行李箱走出火车站，我隔着老远便看到阿泉从一辆大众汽车里伸出头来对我招手。
四年前的夏天，我离开的前夜，家乡下起了大雨。周颖、阿泉和我在街边的小店里一起吃了沙茶面。阿泉对我说：“我们都受命运的摆布，都会淹死在暴风雨中，只有那个有勇气往前的人，才有资格在暴风雨中漂泊更长的时间。我注定是个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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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秋一中是全市唯一的封闭式高中，两人一间寝室，阿泉是我的室友。对我而言，他就像普通日子里温和的刺激—高中禁止男生留长发，可他却留着；他是学校足球队队长、学绘画的艺术生；他的父母是市里最大的蔬菜批发商，校园里花花绿绿的自行车旁有一辆属于他的本田摩托车。
阿泉是我在学校唯一的朋友，阿泉的身上反射出我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期许：高大、富有，表情阳光，既不笨拙，也没有病态的羞怯，阔步前进，身后最好跟着一个唯命是从的小子。我当时正在努力成为那个小子。我幻想有一天可以从身后超过他，成为他认可和羡慕的人。
我们的晚自习时间阿泉都会去画室。他每天都很晚才回寝室，说总觉得还有好多东西没有画完，总想在那里多待一会儿。
学校宿舍在晚上十点半关门，我便承担了为晚归的他开门的任务。他会把他的索尼CD机借给我听。老实说，听惯了盗版磁带的我还是第一次听正版专辑。那张专辑叫“七里香”。黑暗中我戴着耳机躺在床上，同时思索着未来，CD橘黄色封面在机器里不停地旋转着，我仿佛看到了飓风、潮汐和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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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泉知道我喜欢看书，便在我过生日时送给我一个充电台灯。接下来的一整个夏季，我养成了一边听CD一边用充电台灯看书的习惯。只要枕边的诺基亚震动一下，我便下床找拖鞋，然后光着身子穿着短裤往楼下跑，熄灯后的宿舍楼道里只有我穿着拖鞋发出的空空荡荡的脚步声。拉开红色的木质大门就可以看见阿泉微笑的样子，以及他身后的天空。
到了冬天，阿泉有了一个同他一起学美术的女友，叫周颖。我发誓我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女孩，她就像某首诗或者歌曲所描写的那样，说话声音轻轻的，带着世界别的地方的忧伤。那年，有很多个夜晚阿泉都不回寝室睡觉，据说他都在某个亮着灯的旅馆和周颖在一起。我想我是喜欢这个女孩的，理由也许仅仅是她是阿泉的姑娘，或许我也是喜欢阿泉的，我不知道。我们欣赏的和我们厌恶的，更容易在同性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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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周颖会来我们学校看阿泉踢球，我会陪她一起。那是家乡的冬天唯一要穿毛衣的时候，我记得天空很明亮，带点湿漉漉的灰色，空气有些冰冷。
阿泉在操场上奋力奔跑着，我拿出CD机和周颖在操场边一起听歌。周颖侧着头说：“这张专辑是前几年的，我可以借给你最新的那张。”我回答说：“不用了，CD机是阿泉的，我没有任何可以放CD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拿出一部分钱买张昂贵的CD或者运行它的机器。”周颖又说：“阿泉说你很喜欢看书，以后是想当一个作家吗？”我沉默了一会儿，回答她：“或许是的。”这样的沉默会持续一两秒钟或者一辈子，就像遗忘的顽固、记忆的局限，这些瞬间对每个人都是有意义的。
我记得那天阿泉踢到一半就脱掉了球衣，露出结实的胸膛。
又到了夏天，学生们会在下课的时候偷摘熟透了的桂圆。周末的傍晚，阿泉会载着我穿过种满凤凰木的街道去找周颖，我们三个再一起去画室。
那是一个由居民楼改造的画室，阿泉的速写练习整齐地放在一个简单的木质画板下，有些画用一块丝绸布做遮挡过滤，那里有他想象中的钴蓝色的大海、淡蓝色的天空和一些会飞的原始人，画板旁边还有一本《理解艺术》。直到我开始认真写作，我才明白原来绘画比写作更加孤独，因为写作的时候我有一个想象的对象，但是绘画却没有。我每次回想起这个简陋的画室，都觉得那里是一个特别奇异的入口，阿泉青年时期的气息、激情和任性都在这个地方原封不动地保存着。
那个时候，在许多鲜艳颜色的图案包围中，我脑海中一直想的却是刚在摩托车上的情景。周颖坐在中间，我在最后面。周颖贴着阿泉，我尽量保持着与她的距离，我可以看见她纤细而美丽的腰和被汗水浸湿的内衣带。在行驶的速度里我们陷入只有彼此的黑茫茫的宇宙中，只有迎面的风提供营养，也只有三人彼此间身体的触碰提供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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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乐此不疲地在他们两人中间当着电灯泡，似乎也成了他们恋爱的一部分，我甚至参与了他们要去同一座城市上大学的讨论。他们都是艺术生，凭在学校还不错的成绩去重点大学几乎不是问题，我的成绩在中下游，能去一个像样的本科学校就不错了，但是当时我铁了心要跟他们一起。
有那么一刻，我想一辈子跟在阿泉背后算了，用我自己的方式，但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本以为我们三个人会保持同样的姿势迈过青春期甚至更远，但其实人的处境是很可怜的，我们拥有想象力，对未来充满了期望，却掌控不了自己的生活。
高考前两个月时，阿泉的父亲由于操劳过度在一次心肌梗死中去世了。那时城里大部分人的思想都是上学总归是为了赚钱，何况艺术本来就是一个高危行业，现在有一份好的生意摆在阿泉的面前，理应比上学强上百倍，更何况，照顾母亲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身上。
葬礼那天，在摆满了整个院子的酒席上，阿泉身边围绕着亲朋好友和他父亲的商业伙伴，叮嘱的都是要阿泉懂事，好好照顾自家的生意。那个下午，阿泉私下跟我们说，他真想砸碎他们的脑袋，看看脑浆像豆腐脑一样溅出来是什么样子，是什么颜色，有多大一堆。对阿泉来说，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画画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对于一个17岁的少年，他的所有抵抗和辩解都被那些自以为是的大人当成不够成熟或不谙世事。阿泉退学的那天，周颖一直待在校门口安静地等阿泉收拾东西出来，所以直到今天在我的记忆里周颖一直很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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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CD机的夜晚，我总是感觉枕头旁的手机会在半夜突然震动，在夏夜里嗡嗡作响。
高考后我去找过阿泉一次。他住在店铺的二楼，楼下有鲜红翠绿的蔬菜，空气中弥漫着些许鱼腥味。每天早上三点半，他就要起床将蔬菜打包发往城市的各处，已经有很久没碰过画笔了。他对我说，他将从现在起衰老下去，开始是悄无声息的，然后是大张旗鼓的。他的未来和梦想已经与父亲一起在火葬场被火化了，他听得见柔软的东西坠入坑底时发出的沉闷声音。
以前阿泉总觉得家乡离厦门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在厦门那边就可以看见辽阔的海和广袤的天空。那时他的表情就像停留在教堂钟楼上准备飞向海面的海鸥。想不到如今那么短的距离，阿泉却再也没法跨越了。身后的CD机在床头张开了嘴，却没有发出声音。离开阿泉家的时候，我才明白那个我视为目标的人变成了另一个模样。没有更好的阿泉了，这里没有，那里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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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出来后，周颖决定去北京，我决定去武汉。我们似乎达成了共识，都没有选择沿海城市，或许在我们心里，只有阿泉在的地方才会有海洋。
在踏上开往武汉的火车的那一刻，在拥挤的走道上，我看见一片雨后放晴如同遭核武器袭击般灰蒙却明亮的天空，光芒似潮水把天和地分开了，把昨天和今天也分开了。
我知道我得到了一个机会，一个带着梦想前行的机会，一个超越阿泉的机会。但我并没有感到高兴，反而有一种失去东西时的感觉刺激着我的泪腺，我还是决定坐上这列火车，带着阿泉对未来的期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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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的现在，我坐在阿泉的车里，副驾驶位上是一个陌生的姑娘，他和周颖两年前分手了。他告诉我他在市中心买了一套观景房，明年开年就准备结婚。我对他说，我还在为成为一个厉害的作家努力着。我暗自观察阿泉，在他趋于笃定与成熟的脸上已经搜寻不到年少时让我向往与追赶的表情了。
火车站附近工厂的灯在一天结束时全灭了，在凤凰花新开的街道边，我看见年轻的阿泉就在路边，我们的车从他身边开过，不小心鸣了一次喇叭。
（《读者·原创版》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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