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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崔健:“春天的花朵长在秋天

时间:2010-07-25 02:03来源:《读者》(原创版)供稿 作者:一盈 点击:
我眼中的崔健是一个执著的思想者,但首先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 在甜歌蜜曲和无病呻吟泛滥的流行歌坛上,崔健是一个异样的存在。 他忠实于自己的灵魂,忠实于内心的呼声,在这一点上决不肯委屈自己,使他的作品有了内在的一贯性。 周国平 这是一个茶馆。飞檐

  我眼中的崔健是一个执著的思想者,但首先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
  
  在甜歌蜜曲和无病呻吟泛滥的流行歌坛上,崔健是一个异样的存在。
  
  他忠实于自己的灵魂,忠实于内心的呼声,在这一点上决不肯委屈自己,使他的作品有了内在的一贯性。
  
  ——周国平
  
  这是一个茶馆。飞檐、翠竹、流水、筝音,茶香缭绕。有人打牌,有人上网,有人侃侃而谈。
  
  当一袭普通装束、头顶白军帽、缀着五角星的他走进来时,并没有引起我想象中的骚乱。大家抬头望了他一眼,目光旋即回复原位,偶尔有人窃窃私语“崔健来了”。但那也只是像朝湖中丢一粒小石子,激起浅浅涟漪,瞬间便回复波澜不惊。
  
  不过,上茶小姐对他很熟悉,客气地唤他“崔先生”。这样的称呼听来有些别扭,不知是把他抬升了,还是降低了。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他是这里的常客。
  
  一个清雅古朴的茶馆,一个激情血性的摇滚明星,乍一看,二者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但他却有自己的解释:“如果为钱(工作),我肯定在自家豪华别墅的会客厅或者五星级酒店里会见记者,而不是在这个小茶馆里。”
  
  很不幸,恰是这句无心之语道破他目前的真实生活状态:没有豪华别墅,租不起五星级酒店,家就在茶馆后面的旧公寓楼上,甚至连茶水费,都事先说好“自付”。
  
  不能不有些忿忿。但不惑之年的他,早已失去少年的轻狂与愤怒,神态显得平静。只是他的眼神始终孤傲,偶有讥讽的微笑悄然流露,偶尔又会噎语凝神甚至口吃。显然,不管如何努力掩饰与适应,生活与他,一直没有握手言和。
  
  《读者》(原创版):你的身上有很多定义,比如“中国摇滚乐之父”、“中国摇滚拓荒人”、“中国摇滚的精神领袖”等。这么多定义在身,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崔健:时间太长,麻木了,没什么感觉。别人说归说,但自己面对生活时,所有这些定义、画面都不存在。
  
  《读者》(原创版):身为“中国摇滚乐之父”,许多人说你是反叛哲学的化身,是“伤痕”时代的叛逆者。为何会有这么多反叛?这种反叛是与生俱来的气质,还是后天的产物?
  
  崔健:单纯讨论反叛,没有具体意义。反叛是多方面的,每个人都有反叛细胞。一个人只要还有想法,便会产生对现状的不满和否定。但如果一个人没有不满,却偏偏寻找叛逆,这是一种做作。其实,我们的反叛是对生活的警醒,有新的生活角度,在于发现生活的更多意义,而不是单纯抱怨。
  
  《读者》(原创版):21年前你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那场演出,被评价为“开创了中国摇滚元年”。但后来你却再也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那场演唱会对你来说,算不算一个无法超越的顶峰?
  
  崔健:一个走路的人,不会在乎顶峰或者低谷。超越顶峰的意义,并不比往前走的意义更多。对我来说,哪怕它是个顶峰,再也无法超越,我也不会停步。重要的是,自己一直在往前走,继续学习,继续做音乐,内心会给自己定下尺度。这个尺度与市场无关,与名利无关,只与自己有关。
  
  《读者》(原创版):如此说来,你做音乐是为自己,还是为市场?
  
  崔健:肯定是为自己。如果做音乐是为满足市场,对于创作者来说,是无比痛苦的。久而久之,他创作的音乐便不再经过大脑和心灵,而变成一门手艺或者技术。
  
  《读者》(原创版):可我们毕竟生活在市场体制中。如果音乐只为自己,不迎合大众,不担心市场向你板起面孔吗?
  
  崔健: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有些音乐人为了市场改变自己,但还有些人只需得到小部分人的肯定就心满意足。说到迎合,那就得问问你是通过扭曲自己来迎合大众,还是通过坚持自己迎合大众。我认为前者是低等初级的欺骗,是艺术的投机。对于大众,也是极不公平的。
  
  1986年那场“惊艳四海”的演唱会之后,如日中天的崔健突然从大型演出场合和公众视野中淡出,直到去年夏天,昔日舞台才再次向他敞开大门。20年的“空白”,对公众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但对崔健来说,只是一根生活的钢丝绳。
  
  《读者》(原创版):21年前北京工人体育场演唱会之后,你便很少在大型演出场合露面,这是为什么?
  
  崔健:摇滚在中国没有土壤,是断粮断水的。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多困难。
  
  《读者》(原创版):艺术生涯如日中天时,突然遭遇种种困难,是否非常沮丧?
  
  崔健:有人会沮丧,但我觉得还是要保持平常心。对于艺术来讲,这也许并非坏事,是对人的锻炼。这些限制帮助我们从更多侧面重新审视、思考生存环境。如同走一根钢丝绳。
  
  《读者》(原创版):这根钢丝绳一定很难走吧?你们走了多久?
  
  崔健:只要还有创作能力,便不觉得太难。逆境中的行走,把绝望转换成希望,这种行为本身就能激发创作的灵感。至于钢丝绳,今天我们还在走,还会碰到很多困难。碰到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放弃,因为克服困难也能产生快感与灵感。
  
  《读者》(原创版):前些日子,某报对你走红21年进行了一次暗中财务调查。结论是:崔健并不富裕,依旧住在筒子楼里。
  
  崔健:我觉得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把一个人成功与否完全用金钱来衡量的典型的小农思想。中国还没有形成良性的投资文化与消费文化,大家只是拼命存款。没有人真正认识到花钱买房子与花钱听音乐会,哪个更有价值。正如有些人,穷其一生攒钱,还有些人,在赌场或者餐桌上一掷千金,这都是财富价值观的分裂。至于金钱,那从来不是我音乐的方向。
  
  《读者》(原创版):那么什么才是你音乐的方向?
  
  崔健:快乐与满足。比如,是花钱快乐,还是点钱快乐呢?或许很多人认为点钱快乐,但我却觉得花钱更快乐。当你有了灵感,用财富把这个灵感准确而完美地诠释出来,这才是最大的快乐。
  
  外人看来,摇滚好似一个命运多舛的奇怪世界,有人潦倒,有人沉沦,有人烧车,还有人皈依佛门。但唯有崔健,“像是高山积雪刚融化,冰冷、清冽,水寒伤骨”(王朔语),“像一个奇迹,越老越轴(轴,北京方言,脾气执拗)”(歌迷语)。
  
  《读者》(原创版):作为特殊的音乐形式,许多人把摇滚上升到音乐宗教的高度,这样理解对吗?
  
  崔健:任何艺术,我是指真实的艺术,都应该有宗教成分在内,都可以上升到人们对生命深层次的探究与思考。反之,那便不是艺术,只是供大众茶余饭后娱乐的工具而已。
  
  《读者》(原创版):遗憾的是,在中国,摇滚始终被蒙上一层悲剧色彩,始终与“地下”、“潦倒”、“贫穷”等字眼联系在一起,许多优秀摇滚艺人的结局也大多以悲剧收场。
  
  崔健:所谓悲剧只体现在世俗的眼光与评论中,我想当事人或许还很享受这样的生活状态。有人愿意浮出水面,有人愿意扎根泥土,有人愿意隐匿幕后,这只是个人的风格气质不同而已,不要认为没有浮在水面充当泡沫便是悲壮。要知道,国内还是有一些艺术家、音乐人在用自己的行为向社会反抗。他们拒绝所谓的“成功”,认为“成功”在功利的社会中无甚意义。他们宁可隐蔽起来,也不愿意沦为唱片公司的工具,或者大众的“宠物”。
  
  《读者》(原创版):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人争相充当大众“宠物”,比如口水歌泛滥、选秀节目花样翻新,一夜成名随时可能发生。
  
  崔健:这些都不是音乐,只是娱乐,骨子里是穷人暴富的分裂表现。“宠物”很容易充当,不需要脑子,不需要才华,只需要包装。这只是商业成功,只是时间表被排满,频频用曝光率换取钞票而已。对于艺术来讲,无甚价值。说白了,我们分属不同行业。我们从事的是文艺、音乐,而他们从事的是娱乐行业,或者叫青少年娱乐产业,基本是靠骗取未成年青少年来消费、支撑的。这难道不是艺术的悲哀,不是艺术家的悲哀吗?
  
  《读者》(原创版):置身于这样的文艺领域,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姿态有些“不合时宜”?
  
  崔健:恰恰相反,我很庆幸。因为我体现了自己的个性,也品尝到释放个性的快感。要相信,当一个人的个性被承认时,千万不要觉得它丑陋。
  
  20年后,曾经的铁杆歌迷已经人到中年,渐渐与生活握手言和。而在商业泛滥的时代里,我们羞于谈及理想。于是,我们开始听不懂崔健,开始对他漠视,甚至开始发出“崔健老了”的质疑。只是,到底是我们老了,还是崔健老了,这或许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
  
  《读者》(原创版):你对自己近期的作品满意吗?
  
  崔健:当然满意。我对自己的老歌,基本上听两秒钟就关掉了。但对新的作品,可以听很长时间也不厌倦。
  
  《读者》(原创版):可你却恰恰是通过老歌成功的,比如《一无所有》《一块红布》。只是你并没有坚守那种音乐风格,而是一直在变,冒着失去歌迷的风险。
  
  崔健:这种冒险是值得的,我非常鄙视那种一成不变的创作风格。如果只为满足歌迷口味而压抑自己的兴趣与个性,那才是痛苦。比如我完全可以违心地写出“二无所有”、“二块红布”,但那种音乐是虚伪的。如果不求新的话,你不可能体会到音乐的美感与快感,更是对音乐的无知。
  
  《读者》(原创版):那么是大众的审美出现了一些问题?
  
  崔健:今天大众的审美已经完全被营销、商业控制了,而营销便是把黄土卖成黄金。(我们)民族的艺术观念没有清晰的发展脉络,群体艺术审美呈现分裂状态。今天中国人的审美还停留在莫明其妙的什么位置,我说不明白。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状态,处处体现一种小农意识或小康家庭的审美观,处处停留在卡拉OK时代。如果不能认同我的观点,或许大家可以扪心自问,我们对音乐的消费到底占据家庭收入的多大比重?所以说,音乐的大门并没有真正被打开。
  
  《读者》(原创版):如此说来,在中国做音乐,是否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崔健:悲哀因人而异。同样一片荒原,有人看到绝望,有人看到机会;有人选择放弃,有人成为拓荒者。幸运的是,我属于后者。
  
  《读者》(原创版):在中国音乐历史上,你已经成为一个无法被取代的象征性人物。当一个人被视为象征甚至丰碑时,感觉如何?
  
  崔健:尴尬。20年前便有记者采访我,20年后依然有很多记者采访我,说我没有一点儿庆幸是假话,但更多的却是尴尬。因为20年来,这个行业令人失望,它没有进步。
  
  记者手记:坦白来讲,这不是场轻松的访谈。整整一个半小时内,崔健谈音乐、谈理想、谈社会、谈价值观。这些沉重的话题多少令我有些疲惫,甚至头大。临别时,我忍不住问了他一个问题:“你孤独吗?”他思忖良久,认真道:“孤独是艺术家的养分,所以,享受孤独吧!”
  
  不能不有些唏嘘。在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在孤独者已经成为异类时,还有一些人始终坚守孤独的高地,并把它发酵成为作品。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崔健《迷失的季节》里,当“春天的花朵长在秋天”,那并非不合时宜,而是无愧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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