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宏，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解说员、主持人，《天下足球》《足球之夜》总制片人。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广播电视专业。1996年进入央视后多次解说世界杯、欧洲杯等重大足球赛事。2003年拿到播音主持界的最高奖“金话筒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体育界主持人。2008年入选“中国奥运报道主持人国家队”。
　　
　　刘建宏是苦孩子出身，老家在河北太行山区。他的家乡过去穷到什么程度？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兵来了，掉脸又撤了，在这个要钱没钱、要粮没粮的村子，根本没法待。这是刘建宏听长辈说的。他自己小时候在农村的生活体验是：洗澡，可能一年都不会有一回；去厕所不会用手纸，用的是土坷垃。
　　
　　他在电视节目上说：“说出来可能有点不雅，但贫穷是这片山区村落不可回避的事实。”
　　
　　到了冬天农闲，为了节约粮食，家里一天只吃两顿饭。第一顿饭是早上九十点钟，玉米面粥加红薯、胡萝卜和玉米饼子；第二顿饭是在日落之前，与第一顿饭差不多，很符合毛泽东当年的要求：“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饭吃得少、吃得差，都不够消化的，必须减少运动量，储存卡路里，童年的刘建宏吃完饭就上炕，争取尽快睡着以忘掉饥饿。
　　
　　很多年以后，刘建宏在文章里回忆过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生活：“饥饿感往往驱之不去，无论是躺着还是坐着，无论睡的是热炕还是冷炕，肚子里咕咕的叫声比屋外黑漆漆的夜色更令人绝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巍巍太行赋予了刘建宏豪爽的性格。我每次约他做什么事情，他都爽快地答应，之后，是信守承诺。一次约稿，我提前打电话过去催稿，他在医院里，家人病了。笔记本被带到了医院，他在病房里赶稿——就是这么靠谱！
　　
　　我们相约一起喝酒，说好了是专程喝酒，他没有开车，特意打车过来。他是单枪匹马，我方是十来个。从晚上7点到凌晨3点，从一个地方转战到另一个地方，不变的是他的来者不拒。谁跟他碰杯，他就跟谁见底，酒风那是相当浩荡。第二天盘点，我们被撂翻4个，他呢，至少我送他到家时仍像个没事儿人似的。
　　
　　刘建宏从小酷爱足球。“我记忆中，从能够踢足球开始，就没离开过足球。”刘建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人大读书时的踢球岁月，是他津津乐道的。他是人大校队的边后卫。“但我拿过最佳射手。”刘建宏说。由一名边后卫拿最佳射手，这让他很自豪。他们当时的训练场地是灰土地，还不是草坪，在一次铲球中，灰土地中暗藏的玻璃碴，将他的大腿划出一道十多厘米长的口子，鲜血顿时流了出来。教练让他去医院包扎，他满不在乎地抓起一把灰土在伤口上一抹，就没
　　
　　事儿人一样继续训练了。学校规定，大四时必须退队，但教练记住了那一次铲球，于是乎，不想退队的刘建宏如愿以偿，成为一个例外，在校队中一直留到了毕业。
　　
　　如今刘建宏每周还踢球，大学时候的习惯延续到现在。他与我当过一次队友，作为“外援”帮我们踢过一次比赛。他在场上司职后腰，跑动非常积极，可以用“满场飞奔”来形容。踢球的风格属于硬朗一路，有几分加图索的风范，抢截凶悍，频频与对方发生身体接触。踢完球，有对方球员找他签名、合影，他微笑着配合。
　　
　　从石家庄电视台到中央电视台，仅仅两家单位，刘建宏的职业履历却简约而不简单。
　　
　　为他建立广泛知名度的，是他在央视的解说和主持工作。解说的风格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他欣赏的是相声界老前辈侯宝林所说的“圆润”。这是他追求和向往的境界。这次南非世界杯，他希望能够确立自己独特的解说风格，这是他作为一名足球解说员的最高梦想。
　　
　　《读者·原创版》：大学毕业之后，进入石家庄电视台，这是份不错的工作，为什么干了6年就离开了？
　　
　　刘建宏：1990年我大学毕业，那时候不像现在，电视在当时还是一种崭新的、高速发展的媒体。我特别想从事电视行业，干别的觉得意思不大。一位大学系友在海南从事文化产业，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因为能够留在北京从事电视行业的可能性比较小，就决定去海南了。但突然得知海南那边在控制进人，要是过去的话只能当“海漂”。
　　
　　我那会儿就改派石家庄。我当时想，如果能够分到电视台，就留下，否则，工作我也不要了，当“海漂”去吧。应该说我那会儿非常幸运，碰到了一个帮了我大忙的人，我被分进了石家庄电视台。这一干就是6年。
　　
　　我在石家庄电视台是一边当记者，一边做主持人，有自己的栏目，新闻、社教、经济、体育，包括文艺，都沾过边。到现在我都十分感激石家庄电视台，它让我在工作的初始阶段对电视门类有了很全面的接触。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做电视还是应该去一个更大的平台，才会有更好的发展。1993年，中央电视台陆续推出《东方时空》等节目，白岩松、水均益这些面孔的出现，对我的刺激蛮大的。我当时跟我石家庄的朋友还聊呢，他们做的这些节目，我也能做。我那朋友对我冷嘲热讽，说你就认了吧，你现在是在石家庄电视台。实际上，我那会儿对待在石家庄电视台已经不满足了。
　　
　　《读者·原创版》：就是说，萌生去意了？
　　
　　刘建宏：对，有这种想法了。当时怕在这个地方，一步步地沉沦下去，再也没什么斗志。我从石家庄电视台出来时正好28岁，如果我再不出来，等过了30岁，我可能连出来的念头都不会有了。我特别怕过一眼就能看到底的生活。
　　
　　离开石家庄时，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到北京打拼3年，如果证明自己还跟得上时代，就继续干下去；如果在3年之内没有干出什么名堂，我干脆不在北京混了，回石家庄摆一个报摊，每天喝茶卖报，也就够了。当时抱着很决绝的态度从石家庄电视台出来了。
　　
　　《读者·原创版》：网上有一种说法，说你当时受到了某种压制，传说你当时说了一句：“不给这帮大爷们干了。”
　　
　　刘建宏：不是这样。当我提出要离开的时候，我的部门领导不愿意我走。我那会儿算得上是节目组里的顶梁柱，既是主持人又是编导。我刚开始还想通融通融，让领导给我3个月假，我先到北京试试。领导不同意，说你要真走的话，你就辞职。那时年轻嘛，当时我就写了辞职信，一个小时办完了辞职手续。我觉得台里面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把我放走了。（笑）
　　
　　《读者·原创版》：这次辞职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在央视你当了6年临时工，有没有想过放弃，去别的电视台？
　　
　　刘建宏：做临时工肯定有其苦处，比如说，临时工用的是临时的进台证，星期六、星期天，持临时进台证到台里还需要签字登记，心里肯定不舒服；再比如说，在北京居无定所，频繁地搬家，3年时间搬了十几次家。
　　
　　那时候在北京的全部行李就是一个小皮箱，拎着就走了，但那几年的时光特别快乐。《足球之夜》节目刚刚创办，一天比一天火，中国足球那时候也热火朝天的，我们干得特别来劲。头3年给我的感觉就是，创业的激情、节目带来的成就感和荣誉感，可以让人忘记一切所谓的不愉快，或者待遇的不公。
　　
　　《读者·原创版》：从记者到主持人，再到解说员、制片人，每一个新的角色都意味着新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进行知识储备的？
　　
　　刘建宏：我先描述一下我的3个角色。制片人，相当于一支球队的主教练，在你的带领下，团结大伙儿，一起去做一件事情；主持人，就像一个球队的10号球员（10号球员一般是球队的场上核心）一样，他要控制住局面，要具备梳理比赛的大将风范；解说员，就是一名前锋，他是一个冲锋陷阵的角色，他需要的是在对方的门前把你的灵感、思想的火花迸发出来。
　　
　　说到知识储备问题，我现在和在校大学生聊天时会劝他们，不要这么早就进入社会，着急忙慌地出来实习，工作时间有的是，一旦你步入社会，30多年都得在那儿工作呢。大学4年，是进行知识储备的一个重要阶段，一定要利用好。工作之后，我仍然继续读书、学习和思考，这是不能间断的。有人不是说吗，一个知识分子的书房，就是他的文化背景。到这个人的书房里去看看他有什么书，你大概就能知道他在干什么，在想什么。
　　
　　《读者·原创版》：你的书房，都放了什么书？
　　
　　刘建宏：杂七杂八的都有。有足球方面的专业书籍，比较多的是历史书，我喜欢历史。传记类的、文学类的、哲学类的书籍也有一点，但没那么多。
　　
　　《读者·原创版》：这些书当中，对哪一本书最爱不释手？
　　
　　刘建宏：很多人让我推荐过书，我觉得，不同的阶段对不同的书会有不同的感悟，然后对你起的作用会非常大。我大学时有一个习惯，读书时做摘抄，摘抄笔记还在我的书房放着呢，能有这么厚（用手比画出四五十厘米的高度）。大学时我把《鲁迅全集》系统地读了一遍。等到上了班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套《鲁迅全集》，我跟它结下了很深的感情。
　　
　　小说那么多，读不过来，我专门挑了法国小说来读，福楼拜、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一路读下来。后来读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其实这本小说在法国一点影响都没有，很不入流，但我就觉得傅雷的翻译好，通过他，把一本在法国默默无闻的书变成了影响中国好几代人的书。我前后看了4遍。读书就要广泛涉猎，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体系，才能为你所用。柏杨的《中国人史纲》，这几年，我看了两三遍。
　　
　　最近几年出国的机会多了，可以去很多地方走走看看，人们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加工了一下：在万里路上读万卷书。
　　
　　《读者·原创版》：这次南非世界杯，你是解说员之一，怎么理解“解说”二字？
　　
　　刘建宏：我觉得对电视观众来说，解说是一场比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我和余华（著名作家）聊天的时候，余华就说，他已经是一个电视球迷了。他去现场看球的时候，会觉得很不适应，怎么身边没有一个人给他说点什么。“解说”无论怎么千变万化，都是围绕着一场球赛展开的，这里面有“解”有“说”：“解”，是解读比赛；“说”，是描述比赛。
　　
　　《读者·原创版》：有没有跟余华就解说进行过一些探讨？
　　
　　刘建宏：没有专门探讨过，但听他讲过一些现场看球的经历。他说，他在现场什么东西看得最清楚？首先是阵形，因为你看的总是全景；另外是长传，在现场看感觉特别好。
　　
　　一次犀利的长传就像一颗炸弹一样，越过战壕，把敌人炸得稀巴烂。这是他得出的在电视机前和在现场看球的不同体验。我们解说员在现场能够捕捉到更多的比赛细节，能够看到更宏观的场面，能够感受到最直接的气氛，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东西传递给电视机前的球迷。
　　
　　我觉得解说的最高境界，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所说的“圆润”。他闭着眼睛听他的弟子们说相声，一拨说完了，他说“下去吧，不圆润”；又一拨下去了，还是“不圆润”；再来一拨，他说“圆润了一些”。什么叫“圆润”？
　　
　　“圆润”的境界就是“舒服”，让人觉得你的解说就像身上的皮肤一样，它是最好的包装，比衣服还直接，但它不会让你感觉到哪个地方不舒服。如果你的皮肤长了一个包，你就不舒服了，解说不能“长包”。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境界，我自己还在追求。（笑）
　　
　　《读者·原创版》：很多球迷都知道，你是德国队球迷，在这么多球队中，为什么会偏爱德国队？
　　
　　刘建宏：喜欢一支球队有时候就像喜欢一个姑娘一样，机缘巧合，然后你就在芸芸众生中选择了她。喜欢德国队是因为1982年看世界杯时，我看到了一支不屈不挠、战术纪律严明的球队。这种球队，你能赢它，但打不垮它。
　　
　　《读者·原创版》：最喜欢的球星呢？
　　
　　刘建宏：马特乌斯。
　　
　　《读者·原创版》：足球在你的人生序列中，可以排到第几位？
　　
　　刘建宏：它很少排在第一位，但也很少跌出前三。（笑）我是不可能把足球当做生命里的全部的，我觉得如果那样的话，太失败了。它是我的事业，但它不能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岁数，我觉得家庭、生活比足球更重要。
　　
　　《读者·原创版》：2002年世界杯之后男足跌到了谷底，通过今年的亚洲杯能够看出女足正在经历一次坠落，你个人认为，中国足球的出路在哪儿呢？
　　
　　刘建宏：我跟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韦迪交流过，我认为中国足球患的是一个综合征，综合征就需要综合治理。大家都认可“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但为什么就是抓不起来呢？举例来说，国家队的水平是建立在普及程度上的，你的普及程度越高，你的职业队水平越高，你的国家队的水平才能跟着水涨船高。但是你怎么普及呢，这里面就很有学问了。职业联赛开展以后，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把业余足球废掉了。三到五年，要想让中国足球水平提高，企业联赛、学校
　　
　　联赛、部队联赛、公安联赛等业余联赛，都要组织起来，可以由中国足协出面组织，派遣裁判。一到中超比赛，就有裁判被骂“黑哨”“昏哨”，他平时不吹比赛，直接去吹中超比赛，他能吹好吗？
　　
　　《读者·原创版》：你觉得你在多大程度上说服了韦迪？
　　
　　刘建宏：理论上，他应该能够接受我这个观点，但是在实践中，肯定会有很大的困难：你怎么说服全国总工会、高校、部队这些单位，把已经荒废的业余联赛恢复起来？
　　
　　《读者·原创版》：你的孩子7岁了，现在也在参加足球培训，将来长大了，他要是踢职业足球，你会鼓励还是反对？
　　
　　刘建宏：他要真能踢上职业足球，我当然鼓励了，但我肯定不会让他做“文盲”球员，文化课绝对不能落下。不过，以我对他的观察和对他运动天赋的判断，踢职业足球他没戏（笑）。我让他踢足球就是想锻炼他的身体素质，培养他的团队精神。有人说踢球容易受伤，但不锻炼身体的孩子更容易受伤，下个台阶都可能崴脚，还经常生病、吃药，你算来算去，最后还是运动最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