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9年9月，在获悉廉思及其团队正在从事“蚁族”问题的研究后，本刊率先进行了关注和报道。随着《蚁族》一书的出版，“蚁族”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廉思和他的团队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成名”后的他如何看待自己？下一步又有哪些工作计划？近日，廉思接受了本刊的采访。
　　
　　在百度输入“蚁族”一词，显示相关网页约700万个。这是青年学者廉思及其团队在对北京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地进行了2年的深入调研后，对聚居在那里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设定的称谓。
　　
　　为了梦想，那些年轻人不惜忍受七八个人一间房、七八十个人一间厕所、在城市的边缘地带苦苦挣扎的境遇。根据廉思的调查，“蚁族”的数量庞大，仅北京一地就超过10万人，而所有的省会城市，包括一些二线城市，都有这样的聚居村。这群年轻人的生活形态像蚂蚁一样平凡、弱小，但一旦整合起来，又会发挥出不可思议的飓风般的力量，如蝴蝶效应般神奇。
　　
　　“蚁族”与当前社会的各个热点问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育、医疗、就业、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对社会神经的牵动既深且广。在北京，百余家媒体前往唐家岭等地进行拍摄；中央高层开始关注“蚁族”群体；两会期间，多名政协委员或在提案中为“蚁族”呼吁，或亲自走进唐家岭调查情况，并为之洒下同情的泪水……
　　
　　这个被忽视的偌大群体能够被发掘并迅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与廉思及其团队的努力密不可分。
　　
　　一条孤独的路
　　
　　从一开始，廉思便知道，他要走的是一条孤独的路。还是在2007年，他看到了《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向下的青春》，是对北京周边“高知‘贫民村’”的实录。文中提到，在唐家岭——北京市海淀区最靠边的一个村子，一群年轻人清苦地聚居，住的是“一溜铁皮架子搭建的平房”，月薪通常只有2000余元。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接受过高等国民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有一些甚至出
　　
　　自名校。
　　
　　这是怎么了？都说知识改变命运，为什么魔法在此失灵？城市“80后”廉思，由此开始了与一群陌生同龄人的交集。出征之路，并不容易。
　　
　　任何一项调查研究，没有经费便是无源之水，而那时的廉思赤手空拳，刚刚到大学任教，月薪不足3000元，更无积蓄。
　　
　　但粗粗一算，开销怎么也得5万元，包括：请100个调研员，每人每天50元，包括来回搭车、吃饭、将采访资料整理录入的费用。而且，为了争取受访者的支持（他们的问题设计得极为详尽，至少得回答2个小时），廉思不得不在礼物上用尽心思。他曾跑遍中关村的每一个角落，直到发现单价28元的U盘……
　　
　　“一份礼物28元，600多份问卷哪！1.5万元就这样没了。可又不得不如此，既然决意要做，就不希望草草了事，希望尽可能客观、真实。”
　　
　　经费缺口，一半由“啃老”得来——理解他的父母，默默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北大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也资助了3万元。钱不多，却凝聚了潘老师的良苦用心：“廉思，如果我都给你出了，你还会这么用心地去做这件事吗？”
　　
　　经费只是一个问题，潘维老师提出了另一个层面的担忧：“会不会吃力不讨好？
　　
　　受访对象会欢迎你吗？无权无名无利，依靠什么凝聚团队？若调查结果没有含金量，你固然不会开心；可是信息量太多，真相太残酷，你会不会受到更大的打击？”
　　
　　果然，隐忧在前行的过程中一一变为现实。大家走到一处，全凭一腔热血。可热血在现实而功利的考验面前，往往面临各种摧折。思维方法的不统一，导致内部的分歧。廉思性情刚烈、直率，身为带头人，既有憨厚长者的一面，批评人时又犀利如锋。
　　
　　最艰难的时候，是妈妈指点并鼓励他：“你带领一个团队，要面对那么多问题，协调多方面的关系，真的不容易。在当前的经济社会中，没有资金，却有一群青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是多么难能可贵啊！你要珍惜他们，尊重他们，如果今后真能成功，不论荣誉还是利益，首先应该考虑他们。对于这个课题你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尽管你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可能得不到想象的回报。但要有
　　
　　一颗平和的心，只要尽力就行了。”
　　
　　经过磨合，这群优秀的青年最终未负所托。他们常常清晨5点起床，深夜才疲惫地回家；为了采访一个人，往往光是录音材料就长达十几个小时。在家中，他们何尝不是宠儿，而在这里，得没心没肺地笑对一双双冷眼。“当公共汽车的门关上时，我有一种感觉，仿佛自己错过了这辆车，就错过了这个世界。”调研员张冉的话，是最真切的证明。
　　
　　当然，这些都是“技术问题”，更难推倒的是同一星空下的“柏林墙”。你以为你有悲悯情怀，含着眼泪为弱者奔波，人家未必领情：首先，他不认为自己生活得有什么不好，七八个人一间房，七八十个人一个厕所，一个月享受不到一次性生活……这有什么呀！我有梦啊！王宝强不也在小月河住过吗？不也成功了？其次，他不认为调查会对他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换成你，要你填一份问卷，说它能影响你的未来，你信吗？
　　
　　但廉思和他的团队信。与时下泛滥的“CTRL+C”“CTRL+V”（电脑操作“复制”“粘贴”）的虚浮作风不同，廉思与同行者互勉，要了解中国这块大地，须俯身躬耕。他们的调研未必直奔主题，却沉潜入微、温暖人心；他们带上礼物，与“蚁族”一起过年，有福同享，有肉同吃；他们不作价值评判，不居高临下，只静静聆听。他们亦忘记一己之得失——两年时光在逐利者心目中，能折算成多少银两——只求在历史上留下些微足迹。“历史上有多少事如白驹过隙，我们手中掌握了笔，却不去记录，那是对历史的辜负。”
　　
　　他们最终赢得了一个“冰封”已久的群体的信任。2009年9月，《蚁族》一书出版。《南方周末》在对2009年度进行盘点时，对《蚁族》特别致敬：“‘蚁族’正在成为一种符号，被上百万已毕业或者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自认或者他认。我们既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又能不无惊心地触摸到可能的未来。给他们一个看得见的未来，这大概也是中国人在当下共同的困境。”
　　
　　梦想在召唤
　　
　　繁华如斯，仍能深味廉思的孤独。
　　
　　少年顽劣，他也有过。那时，胡同里有一个扫大街的智力障碍者，六七岁的廉思时常与小伙伴们一起逗他，扔小石头砸他。为这个，素来疼爱他的母亲竟将他一顿好揍。
　　
　　“我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永远有生活得不如意的人、不如你强大的人，但你不要因此欺凌他、羞辱他，而是要更加珍爱他、保护他。”关怀弱者，这是母亲告诉廉思的最平凡也最深刻的话。
　　
　　他的选择，有点逆流而上。大学时，专业是经济；硕士阶段，换成管理学；博士阶段，改学法学；博士后，又改为政治学。“因为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喜欢探讨研究的是自由、平等等人类的终极问题。”
　　
　　现在看来，在一帮同学中，廉思算得上是异类了。当年家境贫寒、笑言“娶媳妇只能娶个心灵美”的兄弟们，如今多去证券公司高就了，能在一线城市买豪宅好车。同学聚会，大家总是善解人意地不叫廉思埋单，因为即使AA制，七八百元一位的价格，他也掏得艰难。而当其
　　
　　他人的父母向廉思的母亲夸耀“我儿子给了我1万元当压岁钱”时，他只能愧疚地低下头，“什么都没给妈妈，除了一本书，但是我不后悔。”他说。
　　
　　举世滔滔，为名来，为利往，似乎已经成为共识。所以，像廉思这样的年轻人比较少了。虽然《蚁族》一书的出版让他出了名，但他依然穷，5万多册书是卖出去了，成本却依然没收回来，只能以“社会价值大”聊以自慰。
　　
　　“我从不觉得我有多么崇高。我也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在追求小我的同时，做一件对国家、对‘大我’有些作用的事情。其实，仔细想想，《蚁族》的热既叫人欣喜，又是时代的悲哀。放在费老（费孝通）写《江村经济》的时代，我们这点东西又算什么呢？”
　　
　　他向记者讲起曾撼动他灵魂的一幕：2002年，他曾率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团赴甘巴拉雷达站慰问演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人控雷达站，海拔5374米。“那儿没有草，没有树，却有一群人在最清冷、最高寒的地方，展示了人类最顽强的品格。”
　　
　　这个时代，不缺乏追逐财富梦想的骄子，也不缺乏追逐明星梦想的“超女”“快男”，但做一个把家国梦想放在心中、把他人幸福看得重要的人，依然需要莫大的勇气。
　　
　　谈及下一步的计划，廉思说，他将重点从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关注“蚁族”群体的生存状况，包括这一群体进入公众视野后有何变化，他们如何看待社会对他们的定位和评价等；二是关注、研究“80后”其他群体的生存状况，比如“80后海归”，仍然会沿用带有人文关怀的学术报告的风格，展现给社会一部“80后”自己写成的“80后”的历史。
　　
　　孤独，也不孤独，廉思们依然有同道者。
　　
　　“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谨以饮冰室主人的话，给廉思们及我们的少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