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一外地人途经徽州某乡村，见到向阳的屋前墙边，若干老人与孩童正屈腿端坐在几个木桶上。他大为惊讶，以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恭，有辱斯文。走近一细看，大谬也：木桶里置陶钵一只，上面有镂空的盖，里面的炭火忽明忽暗。这几个徽州老幼衣装整齐，正一脸舒坦与怡然地享受着。外地人恍然：这木桶，不就是徽州本土文人津津乐道的火桶吗？

徽州的纬度不高，由于山高岭峻，这里的冬天是很难挨的。没有南方的温暖，没有北方的热炕，特别是夹着雪花的绵绵冬雨下起来，越发冷得够戗——那是一种渗透到骨髓里去的阴冷。乡村陈旧的老屋高大空阔，寒湿的风从四水归堂的天井倒灌进来，盘旋在窗棂、斗拱与雀替之间，吸走了房里房外最后的热气，整个屋子冰窖一样。好在徽州多山，山上有树，树可烧炭，炭可取暖。于是，便孪生出了火

篮与火桶这一对兄弟，世世代代陪伴着徽州人，使一个个漫长、逼仄的冬季变得温馨起来。

与手拎的火篮相比，火桶似乎更体现了一种“人本”的关怀和体贴，它的温暖是全方位的。火桶的规格多种多样，高低不一，大小各异，可拎可站，不讲什么工艺，求的是实用价值，都是乡村木匠的杰作。最大的火桶可围坐四人，八只脚放在里面都不拥挤。放几块上好的、不冒烟的栎炭，从早到晚都能热从脚底起，全身暖洋洋。就这么对坐着，拉家常、说古今，化冬天难耐的寂寞为消遣，变无所事事为

乡村式的休闲。若能佐以山核桃、花生、瓜子等零食，那“坐桶”会变得趣味盎然。嗑剥吞吐间，编排出引人入胜的乡里轶闻，然后作为民间文化传散到家家户户，丰富着乡村单调枯燥的冬季生活。当然，女人会抓紧做一些纳鞋底、补衣裳的活儿。冬天农活少，猪长膘，镰上墙，犁耙搁一边，男人们喜欢拎着火桶，张家李家地到处找推牌九的场子，一坐下往往彻夜不归。输了钱，黎明时缩着头，弓着身，踩着一地寒霜，两眼惺忪地回家了。敲了半天门，里面主妇的脚步与骂声就一起出来了：“白贴了一钵好炭！”

一个徽州人，从生到死，如果不走出大山、走出乡村，那注定是一个“火桶人生”。始于火桶上的牙牙学语、摇头晃脑，终于几十年后在火桶上弓着背，像一块木雕，不言不语，在炭火熨帖的温度中走完最后的时光。

当然，小小的火桶圈不住徽州人的心志，他们不甘“前世不修、生在徽州”的宿命，或顺着新安江，或沿着徽杭古道，说着旁人听不懂的土话，成群结队地把自己“往外一丢”。几经打拼，还真弄出个“无徽不成镇”的奇迹。连乾隆皇帝下江南，面对那些个巨富的徽州人，也要感叹起来。

可悲的是，自从雄踞天下三百年的徽商颓败以后，这里的乡村越发显得保守、内敛、守拙，守着祖上巍峨的祠堂、华美的大屋，乡民们的人生哲学是知命而又知足的。有道是：手捧苞箩果，脚下一桶火，除了皇帝就是我。火桶承载着一种自然状态下的生活意义与愉悦，幸福永远是相对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简单和快乐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的乡间，这器物至今还随处可见。大大小小、虚虚实实地体现着一种渐行渐远的徽风徽韵。有的边沿被磨得光亮可鉴，那是多少代屁股蹭碰的功夫；仔细一端详，火桶上还写着字，端端正正，清晰可辨：“置于清光绪十八年”，字很有些功底，不知是哪位乡村秀才的手笔；周沿的桶板也还是那么结实，桶箍是紫铜的，暗幽幽地发着光。

远走高飞的游子回来了，很怀旧，老宅里转悠了几圈，居然西装革履地坐进了火桶。旁人哂之：“真是不伦不类！”他自己却一脸的深沉和严肃。大概，那遥远、尘封的记忆在这一瞬间全都开启了、复活了，像潮水一样涌来，不可阻挡。孩提时，任凭大人一遍遍地叫，总是赖在火桶里不出来；大一点了，喜欢听故事，可那故事老掉牙了：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听着听着，就在火桶里睡着了；再往后，冬日放学的夜晚，坐在火桶上，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光读书，窗外呼啸着北风，拍打着破旧的门窗，日见衰老的母亲在一旁做针线活，微驼的身影模模糊糊地映在墙上……此刻，游子开始恍惚起来，很想吃一块腌渍饼，馅是用老腌菜和咸猪油羼成的，那是母亲她老人家当年从火桶里烤出来的，怕他看书饿着，给他当半夜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