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瞎是个艺人，确切地说是个拉二胡的。半瞎拉二胡在我们家乡是很有名的，尽管半瞎过世已近十年，但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对于半瞎我知道的却不多，只见过他两三次。第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末期，他去我家找我父亲外出唱地摊戏。他的二胡拉得好，我父亲的戏唱得好，两个人曾在一起搭过班子。
　　
　　他去我家的时候，正值夏末，他穿一件白土布褂子，一条蓝裤子，上面还缝有补丁，一把二胡斜挎在肩上。他那时也就四十多岁，但看上去像个六十多岁的小老头，脸上布满了皱纹，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虽然穿着衣服，但仍掩不住嶙峋的瘦骨，给人一种猥琐的感觉。
　　
　　我有点怀疑他是否能把二胡拉好。父亲说：“别看你杨伯其貌不扬，二胡拉得可是顶呱呱的，他原先还在县剧团拉过二胡呢。”我问父亲：“剧团条件那么好，他为什么要回乡呢？”父亲说：“小孩子家，给你说了你也不懂，他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开除的，不过那是因为别人嫉妒而设圈套陷害他。”
　　
　　半瞎回乡后，因为作风问题，再加上一只眼睛失明，一直未能成家，在村子里也没有人抬举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当做“五类”分子挨批斗，受尽了磨难。没有办法，他就外出卖艺，一把二胡走山乡，每到一处，拉些曲子，收点零钱，混口饭吃。有好心人对他说：“你的二胡拉得这么好，要是能和别人合伙唱地摊戏，保准吃香。”可那时唱戏被视为“宣传封建迷信”的行为，被抓住是要挨批斗的，许多艺人想唱又不敢唱。再说，那时是大集体，外出搞副业要村组出证明，他自己光棍一条，要不要证明无所谓，但别人要养家糊口，开不来证明是不敢私自外出的。他后来与一个唱锣卷戏的艺人搭班，那艺人和他一样也是光棍，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两人一拍即合。可锣卷戏属稀有剧种，喜欢听的人不多，再加上那艺人唱得不好，两人搭班几个月就散伙了。
　　
　　半瞎与锣卷戏艺人散伙后，听说我父亲的戏唱得好，就捎信想与我父亲合伙唱戏。我父亲到大队开了一张搞副业的证明，两人合伙到大山里唱“黑戏”，很受群众的欢迎。后来，我爷爷有病瘫痪在床，我父亲就回家了。半瞎去我家时，也就是他们第一次合作后的第三年，那时，“文化大革命”基本上也算结束了，对唱地摊戏，上边管得也
　　
　　就不像以前那样严。据我父亲说，他们的地摊戏唱到南召、鲁山、嵩县等大山里，很受百姓欢迎。
　　
　　再见半瞎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戏曲事业已恢复生机，民间成立了许多剧团，我父亲在乡里的剧团当团长，他找到我父亲，说想到剧团里混碗饭吃。我父亲很高兴，村里人听说半瞎来了，都围到我们家，要他拉一曲。记得那天他拉的是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那曲子哀婉、怆然而又悲愤，让人感到忧伤。
　　
　　半瞎进了剧团，我父亲决定让半瞎拉大弦。可原来拉大弦的人说他二胡拉得好，但拉大弦不一定好，不同意。原因很简单：拉大弦的是剧团的主要伴奏演员，有名又有利。那时剧团里实行记分制，主要演员唱一场十分，其他有七分、八分不等，而拉大弦的与主要演员待遇一样，也记十分。
　　
　　没有办法，我父亲就让他们俩比赛，我父亲唱一个调，让他们两
　　
　　个都拉，谁会拉就让谁拉大弦。我父亲开始唱的几个调，他们俩都会
　　
　　拉。后来，我父亲又唱了一个很少听到的调——“猴爬杆”，半瞎会
　　
　　拉，可原来拉大弦的却傻了眼。
　　
　　半瞎进剧团没几天，我就参了军，对于半瞎的情况大都是听别人说的，据说半瞎在剧团拉大弦时出尽了风头，每到一处，人们就会说：“半瞎的大弦，那是没说的。”半瞎在剧团拉了两年大弦，人也胖了，精神也好了，穿着也讲究了，看上去年轻了十来岁，还娶了一个在剧团唱戏的寡妇，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到了八十年代末，我父亲所在的剧团难以维持生计，最终解散了。剧团解散后，半瞎和他老婆两人外出唱地摊戏，但他老婆的戏唱得不怎么样，大多数时候都是靠半瞎拉二胡撑着。人们说：“听半瞎老婆唱戏，还不如听半瞎拉二胡呢！”
　　
　　地摊戏没唱多久，两人便又回到了家乡，老婆又与他离了婚。离婚对半瞎的打击很大，他一下子变得苍老了许多，常常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院内，反反复复地拉《二泉映月》。据他村子里的人说，半瞎拉的那曲子充满了凄凉和忧伤，让人听了异常心酸。
　　
　　半瞎与他老婆离婚后的第二个年头，患脑血栓瘫痪在床。病后的半瞎感到十分绝望，便喝安眠药自杀，但因药量小没有死成。和他离了婚的老婆听说他有病，便不顾儿女的反对，又回到了半瞎身边。据半瞎村子里的人说，半瞎老婆对半瞎关怀备至，把半瞎服侍得十分周到，半瞎又活了六年。半瞎病故时紧紧地抓着他老婆的手不松开。有人说：“半瞎是舍不得他老婆呀！要不怎么会抓着不放呢？”也有人说：“半瞎对他老婆的感激无法用语言表达，那最后的一握，表达了他对老婆的全部爱意，半瞎没白活呀！”
　　
　　是的，半瞎没有白活，他去世近十年，还有人记着他，我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他拉的《二泉映月》我只听过一次，但那哀婉、凄凉、忧伤的曲子至今依然揉搓着我的心，让我久久不能释怀。因此，我写下这些文字，就是希望人们记住，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有一位民间艺人曾经给我们带来过欢乐，当然，也有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