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村里有了第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
　　
　　之前，“电视”对于村人还是个拗口的词语，属于传说中的东西。那时，见过世面的人最喜欢拿电视说事儿，他们说：“一个小匣子，一接电就出人，还能自由找台，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有那家伙就像家里开了电影院一样！”村人多是撇一撇嘴，露出一副拒绝愚弄、不屑一顾的神情，说：“操，净胡扯。”
　　
　　然而，当在上海做海员的刘玉东带回一台电视机时，全村沸腾了，村人奔走相告。晚上，方圆几里路的人都来瞧热闹，都想证实一下这“物件”是不是真像传说中的那样神奇。
　　
　　就这样，原本在村里地位一般的刘玉东受人尊敬起来了，走到哪里都有人主动打招呼，话题自然围绕电视展开，每逢他开口，大家就静听。刘玉东说得太神奇了，比如怎样放置可以减少“雪花”，比如两根室内天线朝着什么方向电视会更清楚等等，听得村人一愣一愣的。
　　
　　就连刘玉东一直备受同学们欺负的儿子刘小东的地位，也是“骑着车子上南墙——一下子抖（陡）起来了”。同学们把他像神一样敬着，生怕他说出“别上我家看电视”的话来。
　　
　　起初，刘玉东夫妻极尽地主之谊，只要来人都是笑脸相迎。天还没有黑，就把大方桌抬到院子里，上面摞上小饭桌，再把电视机放上去。
　　
　　这时候，小院里早已挤满了人，而且还有陆陆续续的加入者。此时，大家除了对主人表示最大限度的恭敬，就是议论昨天的剧情。整个小院像会议前的大礼堂，一片“嗡嗡”之声。“别说啦，别说啦。”忽然有人互相提醒起来，人们的目光瞬间集中在方寸之间。只见刘玉东仿佛运了气般，缓缓走到方桌脚下，他脚尖稍稍立起，右手摁住一个银白色的金属按钮，轻轻一拔，听得一声脆响，荧屏中间白光一闪，接着就出人了，刚才的“嗡嗡”杂音戛然而止。整个小院一片寂然，只有电视机的说话声响彻耳畔，人们的目光直了，都钻进电视机里。
　　
　　直至深夜，个个频道全说了“再见”，人们才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地离去。回头再看小院，是一片狼藉：只要能移动的东西都被村人移来当凳子坐了，勤快的人还记得物归原处，不自觉的拍拍屁股就走，留下一院子的砖头瓦块、树根树桩让主人收拾。
　　
　　这些也就算了，更可恶的是小孩子，为了最大限度地不耽误看电视，小便也不出院子，墙角一站匆匆了事，仅几天时间，整个小院就臊臭起来。还有一次，刘玉东的媳妇收拾东西时，看到一块黑乎乎的东西，以为是碎砖头呢，伸手一抓，这下可恶心透了，原来是一坨屎。
　　
　　开始，刘玉东觉得都是乡里乡亲的，不好意思表露不悦，时间一久，媳妇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了。但人们似乎有电视看，看脸色也就无所谓了。渐渐地，电视机搬出来的时间晚了，搬进去的时间早了。有时候节目正精彩，刘玉东的媳妇说：“你看，电视机都烫手了，让它歇歇吧。”于是，还没等人们从节目中回过神来，随着“啪”的一声响，屏幕就无图像了。良久，人们才在一片“啧啧”声中懊丧地离去。
　　
　　那一年，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西游记》，全村老少都看得如痴如醉，眼看最后一集了，却出了状况。原来，刘玉东“上船”的时间到了，第二天要赶火车，就早早关了大门。当大家吃过晚饭来看电视时，迎接他们的是大门紧闭。有的人心有不甘，趴在门缝处向里面张望，还故意把门弄出响声来，以引起主人的注意。然而，动静再大主人也没开门的意思。就这样，“观众”来一批，走一批；走一批，来一批，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不过大家并没有真的离去，而是围着他家的院墙打转，都在期盼奇迹，个个急得抓耳挠腮却无计可施。可奇迹到底没有出现，倒是年轻人的火气出现了，大家的嘴里不干净了，嘀嘀咕咕骂骂咧咧。这时有人告知，说他们一家人关了门自己在看，《西游记》中的音乐声都听到了。瞬间，大家久压的火气变成了异常的愤怒。
　　
　　就这样，1985年，在一个精神生活相当贫乏的日子里，许多人因此失眠了。
　　
　　第二天早晨，当女主人打开大门拎着包送刘玉东时，顿感一阵恶臭扑面而来，两人差点窒息。再仔细一看，只见两扇漆黑的大门上，被人涂满了黄灿灿的大便。这一下，他俩被这奇耻大辱震惊了。为此，刘玉东推迟两天回单位，和老婆轮流骂起街来。后来骂累了，嗓子骂哑了，嘴上的水泡也起来了，他们就录上磁带，拎着录音机走街串巷地骂。
　　
　　1985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凛冽的寒风里，两个沙哑的咒骂声在村子上空萦绕着，至今犹在耳畔。□
　　
　　刘凤梅摘自《小说月刊》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