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炎夏，正值江南一季早稻的收割时节。

　　改革开放的潮流波及中国大江南北，中央提出包产到户。祖父分到了几块较好的土地，显得格外兴奋，但马上又忧心忡忡。卧病数年的祖母已逝，大女儿远嫁他乡，剩下一群孩子七八张嘴简直是一个无底洞，只能喝西北风。

　　为此，祖父专程去了一趟县城，把正在上课的父亲叫了出去，沉默了一辈子的祖父话不多，直奔主题跟父亲讲，家里种地人手不够，书别念了。父亲还没来得及跟老师和同学道别，就与祖父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父子俩沉默无语，只是祖父的草鞋在穿过树林时踩在落叶上，总会不断地发出“沙沙”的响声，父亲挑着沉重行李的扁担，两头一上一下不时地发出“嘎嘎”声。

　　那年，父亲丢下陪伴自己多年的绣有雷锋头像的牛皮书包，久久地伫立于乡间田埂，热泪不禁夺眶而出，经过复杂而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最终还是顶着灼人的烈日，硬着头皮融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命运让父亲提前当上了名副其实的农民，并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紧接而来便是结婚生子。

　　时隔30余年，父亲偶尔会提及自己的学生时代和那次突如其来的辍学，从父亲的表情和言语中我看得出，当年的父亲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父亲也有远大的理想，渴望靠读书出人头地，梦想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1998年，夏末，连续降雨，百年不遇的洪水突如其来。

　　那年我12岁，却足以读懂家庭的拮据。贫穷犹如咄咄逼人的洪水，逼得父亲无处可逃，狼狈不堪。每天，身体孱弱的母亲都打早起来，在米缸里量出两升米入锅，整个过程小心翼翼的，生怕丢弃半粒米。直到有一天，母亲蹲在米缸前半晌也没有量出半升米，她丢下米升坐在床前哭了起来。

　　我无法忘却倾盆大雨下父亲带着斗笠出门时的背影，他用做临时工赚来的几十元钱到镇上去换米；我也无法忘却自己站在门前，等待父亲挑米回来的一个个黄昏，他用自己的坚实肩膀，担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我更无法忘却儿时吃饭因不小心倒掉了一碗米饭，遭到母亲的那顿打，因为这些都是父亲用汗水辛苦换来的。

　　也就是我12岁那年，班里组织了一次数学模拟竞赛，结果我以满分被推荐到县城参加决赛，这对于我乃至整个村子来说显然是件大事，当时轰动了好些时候。其实我的成绩在学校里一直遥遥领先，起先父亲并没有意识到，直到有一天，村小唯一的代课老师亲自跑到我家，怀着十足的把握对我父亲说：“这孩子读得出去。”老师的话虽然简明扼要，却意味深远，父亲听后当然是激动的，“读得出去”最直接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孩子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走出祖祖辈辈生活的穷山沟。

　　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祖父在一旁听着，数了数祖坟，半信半疑。而父亲似乎看到了当年的自己。那一年，父亲毅然决定离开村庄外出务工。

　　2008年腊月，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大学毕业的我却在城里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在外漂泊10多年的父亲终于松了口气，沉默了大半辈子的父亲，又开始健谈起来。他告诉我，自己在念书的时候文笔也很好，老师经常会拿着自己的作文在班上朗读。“年轻时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个作家。”父亲说这话时，带着几许感慨和无奈。

　　外出务工的这些年，父亲下矿井、进工厂，穿梭于各个建筑工地。我扳着手指计算——这是父亲习惯的计数方法，依然记得父亲哪年漂泊在义乌、杭州、温州、龙岩、南昌、大同、东莞、上海等城市，这些阿拉伯数字已烙印在我成长的路途中，不可磨灭，每当我回首逝去的岁月时，也总会和这些数字扯上瓜葛。

　　命运，一直是个道不清说不明的话题，一个人命运的改变，有时靠的是机遇，而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实。我的父亲用自己的一生作为赌注，力争去改变现实。

　　我时常在思考，从乡村到城市到底有多远。要是从我们村庄出发，到镇上得走两个小时的山路，镇上到县城又得坐两个半小时的班车，县城到省城需要坐3个半小时的火车。

　　从乡村到城市究竟有多远？

　　我走了10多年。

　　可我的父亲为了我，却走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