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拉是一名1992年入伍的藏族战士，我是在1993年夏天认识他的。那天，我陪中央电视台的两位记者到部队去采访，至深夜方返回机关，途中，大雪骤然纷飞，一下染白了黑暗的甘巴拉山。两位记者为夏天落雪而惊喜不已，但司机却苦不堪言，因为他出门时忘记带防滑链了。炎炎夏日，谁会想起带防滑链呢？可是，山高路滑，没有防滑链，车子如履薄冰。像蜗牛一般爬行数里后，司机已经汗流浃背，忽见一束光亮，如见救星。一间陋室，一张略惶惑的笑脸，令我们倍感亲切。

　　我就这样认识了索拉，他一个人掌管着山上4号变电站。这里海拔4537米，缺氧使记者的防风打火机变成了一块废铁。那天晚上，索拉为我们忙活了近一个小时，总算使车轮有了一定的防滑能力。他诚恳的笑脸和默默劳作的样子，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此后，我几次顺便去看他。他不会说汉语，但眼神足够让我了解他。一组昼夜不息的变压器，一部“熊猫”牌全波段收音机，陪伴他度过了一个个白天和夜晚。他喜欢笑，张嘴动手，脸上总是堆着满满的笑。可我老觉得他似乎并不会笑，因为不论为什么、干什么，总是那么一个笑容，充满羞涩和诚恳。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经常对着收音机一个人发笑的缘故吧。如果说管护变电站是他的工作，收音机就是他工作之外的全部，是战友、是老师、是愿望、是生活。对这样一个给予他如此之多欢乐的东西，他似乎只能对它这样笑：羞涩而诚恳。

所有藏族同胞入伍后最大的愿望是学会说汉语，索拉也不例外，不同的是，他只能靠收音机帮他完成这个美好的愿望。

　　这年冬天，我出藏休假前去见过他一次，他依然无法与我交流，咿咿呀呀、磕磕巴巴的汉语听了使我有些难受。

　　我休了两个月假，又去北京学习了半年，再见索拉已是次年秋天。这回，他嘴里说出的是藏族普通话，比我想象的要流畅得多。但几个回合下来，我发现他经常答非所问，好像听不懂我的话，又好像不是在对我说，而是对空旷的大山、天空说的，声音大得像喊叫。

　　后来，他指着耳朵跟我说：“这个……不行了，听不见了。”说着，他笑了笑，指着轰鸣的变压器，“这样也好，免得我每天听它吵吵，睡不着觉。”

　　我一下子觉得非常难受，想哭。我知道，正因为变压器日夜不停地“吵吵”，才让他失去了听觉。失聪的他，听不清的不仅仅是变压器的噪音，还有收音机的声音。无法听收音机，他生活的一半也就被无情地切割掉了，而他千辛万苦学会的汉语，又跟谁去说呢？他又不识字，怎么与人交流呢？

　　那天，我离开之前，他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学习识字，因为现在他只有通过汉字才能与我们交流。我想，这肯定比他跟着收音机学说汉语还要难。但是，这与他一个人在如此高海拔的地方生活相比，似乎又容易多了。

　　1997年，我转业到成都，不久便收到他的来信，300字一页的稿纸，他写了两大页，字体工整得像是用蜡笔刻出来的，内容就是两个词：感谢、祝福。信的末尾，他连着写了半页纸的“扎西德勒”，我感动得忘了他已经失聪，立即给他打去电话。好在那时他已经下山，身边有战友，就这样，我们勉强通了一次电话。

　　生活在羊卓雍湖的岁月，是我生命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索拉又是我这段岁月中的一个亮点。有时候我想，生活对他真不公平，但我想索拉一定不会这样想，否则他不会如此打动我、温暖我。他总是用诚恳的笑容和无言的努力，应对生活赋予他的一切。

　　现在，他可以读，可以写，能够理解我小说里的每一个字。所以，我每出一本新书，总是第一个寄给他。他不但是我的读者，也是我的老师，教会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10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和索拉通信，我想以这种方式保留令我在这个喧哗年代里安静下来的一个外力。

　　作为一名义务兵，索拉在山上守了3年9个月。在海拔4537米的高寒地带，连氧气都只有平原的2／3，还能有其他什么东西呢？那里，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丛草，没有一只飞鸟，只有白天的太阳和晚上的月亮比成都的大而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