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60年里，高能权一直是河北省晋州市吕家庄村的最高领导人。
　　如今，吕家庄村这位91岁的党支部书记仍然每天准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决定着吕家庄村的命运和未来。
　　比如他在1982年作出的决定，便直接决定了这个村庄现在的面貌。那一年，当“包产到户”的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这个隶属于河北省晋县(今晋州市)东卓宿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并没有把地分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老支书都说：“分了不沾（方言，指不行）。”
　　所以，如今只要走进吕家庄村，人们就会发现，“工分”、“口粮”和“集体劳动”这些人民公社时期的印迹，至今仍是这里5558名社员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这里从生产工具到骡马牲口都归集体所有。这里的人们通常不叫“村民”，而叫“社员”。这里沿用着“口粮”的说法。上午把麦子收回来，下午就分到各家，购粮款按照市场价从年底的分红中扣除。
　　这里从干部到社员家的房子都一般大，宅基地都是2分4厘(约160平方米)，最后建成式样相仿的2层小楼。
　　这里有一望无际的麦田，成片的果园，时常能碰见社员们聚拢在一起，从事集体劳动。
　　对这个国家来说，这些都已经是久违的场景。
　　“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
　　6月24日下午3点30分，第七生产队的社员三三两两地骑着自行车，赶往村子西口的麦田集合。
　　当天，几大门户网站都在播报，说石家庄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2℃，是全国最热的地方。但是，“就是100℃，也得出来挣工分呐。”社员高红军(化名)说。他手里攥着刮板，正靠在一棵杨树下乘凉。
　　当天要干的活儿叫“刮坝儿”——30多亩地，每隔大约8米堆起一道土坎，以便浇地的时候能挡住水。这一天，生产队长派一个中年人来带班。他拿着名单忙着给到场的23名社员派活儿。在这里，不管干的是什么活儿，只要出一次工，通常记10分。依据年龄大小记工有所不同。学生第一次劳动，10分只能记0.45个工，以后逐年增长。等结婚就算成年了，可以记0.98个工。在第七生产队，去年1个工相当于15.5元。
　　“除此之外，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带班的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算农忙的时候，人还少些，等春天没活儿干的时候你看吧，这个500多人的生产队会冒出130多个劳力，只要在地里待上10分钟，记了工，就一哄而散。”
　　正说着，“刮坝儿”的几位也散了。有人掏出了香烟，有人躲到阴凉处玩起了扑克牌。30多亩麦田，大概有3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但不到20分钟，社员们就草草干完活儿收工了。
　　“当时没有分地的动力”
　　“生产队里确实出现了‘出勤不出力，干活儿一窝蜂’的苗头。”老支书一字一顿地说。
　　大多数时候，老支书都只待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每天由汽车接送回家。可他对这个村子的一切依然了如指掌。
　　“不分田到户”大概是高能权一生中作出的最重大的决定之一，也在那段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改变了吕家庄村的命运。
　　1982年，全国范围内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高能权仔细研究了相关文件，他发现1982年中央1号文件里关于农村改革讲了两点，叫“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并没有搞“一刀切”。
　　“小岗村要包产到户，那是因为已经吃不上饭了。”在解释吕家庄村为啥“宜统”时，高能权说，地处冀中平原的吕家庄村早就吃上了大白馒头，“当时这里并没有分地的动力”。
　　在几位年老的社员的回忆里，早在人民公社时期，深谙农业生产的高能权就已经着手根据农活儿的远近、难易和脏净等实行劳动定额管理，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平均主义的弊端。比如耕一亩地，可以记0.24个工，但如果这块地离社员家很近，则只能记0.22个工。这种灵活变通的办法一度让吕家庄村迎来了最初的辉煌。1982年，晋县农民平均劳动日值为1.09元，年平均收入为140元，这在当时全国来说已经很了不得了，而在吕家庄村，当时的劳动日值则已经达到了1.92元，公共积累近600万元，并且开始了农业机械化生产。
　　如果以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1982年为界，正当中国大多数村庄刚刚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制约之际，吕家庄村已然通过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在中国农村，由一个人带动一个村的经济飞跃的现象并不新鲜，通常被称为“能人效应”。那一年，64岁的高能权在临近的赵县参观了一家秸秆造纸厂，他惊奇地发现，“这边麦秸进去，那头‘哗哗’地出纸，随后，大把的钞票就到手了”。
　　这位当时已年过花甲的村支书第一次意识到“无工不富”。于是，他亲自跑到河南引进了3条流水生产线，自此，吕家庄村有了第一家集体企业。村里的造纸毛毯（一种耗材）厂每年上缴集体的利润都超过200万元。
　　整个上个世纪80年代，砖厂、塑编厂、五金厂、制帽厂等16家集体企业先后落户吕家庄村，每年上缴集体的利润近千万元。
　　凭借着老支书的魄力和胆识，吕家庄村在改革开放初期，一跃成为十里八乡的富裕村。历次党支部选举，高能权都能以超过95%的票数当选。最近一次是在2009年3月，当选时他已经91周岁。
　　“这个家不好当”
　　有时候，老支书也会感到“力不从心”。他说：“这个家也不好当。”
　　大约是2004年前后，老支书突然发现，周围那些搞单干的村子开始发展私营企业，有的甚至设立了开发区。结果，有些社员不愿意跟集体干了。“他们出去打工一天挣六七十元，给集体干一天挣20元，没钱谁干啊？”
　　近几年来，吕家庄村的那批集体企业已经相继停产，造纸毛毯厂关门之前，还有200万元的货物堆在仓库里。现在，16家企业中只剩下一个帽厂还在搞出口产品，但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订单也少了。
　　失去工作的社员们又回到了土地上，也开始抱怨挣不着钱。
　　记者第一次到吕家庄村，就碰见第八生产队的20多位社员正聚在麦田里。
　　“记者同志，你说集体好还是分了好？”在得知记者的身份之后，一位30多岁的社员跑过来问道。还没等回应，他又抢着回答：“要我说，还是分了地好。你看别的村，爱吃玉米就种玉米，爱吃谷子就种谷子，多自在。你去转悠转悠，周围分地的几个村比我们强多了。”
　　说着话，五六个社员围拢过来，七嘴八舌讲开了：“现在挣工分就3000元，除掉口粮，剩不了几个钱。”
　　“如今这集体还不如人民公社呢，过去当队长的带头干，现在他们也不干活儿，就会说‘你干就干，不干滚蛋’。”
　　社员们说，七八年前那会儿，人少活儿多，大家多劳多得。现在因为机械化之后活儿少了，劳动力却过剩了。
　　如今，社员们都在期盼老支书能力挽狂澜，再现这个村庄往日的繁荣，却又不免担心，这位已年过90的老人会不会感到力不从心。
　　“形势就是这形势，个人改变不了”
　　每天早上，老支书的桌子上都会摆上《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和《纪检监察报》，这位出生于民国初期的老人，通过阅读报纸“与时俱进”。
　　“你去采访过小岗村吗？”有一次聊天的时候，老支书忽然问道，“报上说，小岗村又把地合起来了？总书记也去过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老支书对报道中的一句话印象很深，当年参加按手印的小岗村村民严金昌在接受采访时说：“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儿。”“就算亩产小麦1000斤，一亩也才卖800元。现在化肥都涨到4000元一吨了。农民赚不到钱。”这位坚持集体领导的老支书认为，如果单靠发展农业，“包产到户”已经走到头了。
　　老支书甚至特意调查过，就在村委会所在的这条街上，做买卖的社员已经有100多个，小门市部有30多个。大多数人过得挺好，还挺赚钱。
　　“形势就是这形势，个人改变不了。”这位坚持集体经营的老人也不得不转变思想，“只要有效益，劳力有出路，就可以干。”
　　今年，村里就为一位养猪大户划拨了60亩地。对方除了每年要交给集体6万元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雇员必须从本村的社员里选。这个曾经不允许个人单干的集体，也开始鼓励甚至每年拿出60万元来资助社员发展个体经营，通过这种手段来转移集体中剩余的劳动力。
　　对吕家庄村来说，这是一次不知不觉，或许也是不情愿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