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祝福》似乎有问题。
　　
　　学生问：“为什么鲁四老爷等人会认为祥林嫂不干净？”
　　
　　“因为她再嫁了，失去了贞洁。”
　　
　　“可她是被迫的，是她婆婆把她卖掉的，而且她反抗得很激烈，不惜以死相抗。”
　　
　　“鲁镇人看的是结果，不是态度。礼教在贞洁问题上向来是高标准严要求。”
　　
　　“既然礼教是如此尊崇贞洁，那么，她婆婆的做法不是公然违反礼教吗？她婆婆为什么没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和鄙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婆婆要用卖祥林嫂的钱给小叔子娶亲。山里人穷，生存大概要放在首位，礼教也就相对松弛了。”
　　
　　“祥林嫂不也是山里人吗？她为什么就对贞洁问题如此敏感呢？”
　　
　　“不是她敏感，是鲁镇的道德环境太苛刻。”
　　
　　“她的赎罪、她的绝望不都是源于她对礼教的自觉认同吗？如果她不认同那种观念，外人的几句话就不会激起她如此大的内心震动。她的死更大程度上不就是缘于精神上的自我折磨吗？”
　　
　　……《祝福》的下一篇课文是《荷花淀》，我突然发现有个地方也不敢深究：
　　
　　鸡叫的时候，水生才回来。女人还是呆呆地坐在院子里等他，她说：“你有什么话，嘱咐嘱咐我吧。”
　　
　　“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嗯。”
　　
　　“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们拼命。”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进步，识字，生产”，孙犁给水生嫂加入了新的、时代的，甚至是时尚的元素。水生嫂确乎不再是祥林嫂了。
　　
　　可那最重要的一句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女人为什么流着泪答应了他？
　　
　　循规蹈矩一点说，这应该是表现了白洋淀人誓死抗击日本鬼子的决心和气节。可是我岁数大了爱瞎想，老觉得潜台词丰富。妇女被鬼子活捉会被侵犯，死也不能让他们侵犯。可是，如果被侵犯了呢？水生的话有没有这种暗示：贞洁比生命更重要，被侵犯了就去死吧！女人流泪答应是从心底认同丈夫吗？我觉得是。
　　
　　再深究就很可怕：如果真的被捉住了，又没有勇气死，以后会怎么样？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死的勇气的。水生嫂只是个普通妇女啊，她流泪是因为本能的惧怕吗？如果她真到了那一步，会不会有悲剧发生？她会不会屈辱地活在歧视之中，甚至连她自己都会嫌弃自己？她会不会也跌进祥林嫂的噩梦里？
　　
　　很多作品都用“死”来回避这个尴尬。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的新婚妻子被捉去后，就是用“向我开炮”的悲壮方式跟鬼子同归于尽的。可是又有多少普通妇女能高大到伸入英雄的云层里呢？也有不回避的，比如新拍电视剧《小兵张嘎》里，“眼镜”娘被鬼子强暴后回家，丈夫嫌她脏，最后她自杀了。这个结局让人很不舒服。我要是编剧，宁肯落入俗套给她一个英雄的死法。是不是每个中国男人心底都有这么一个不敢去直面的禁区呢？
　　
　　都说孙犁善写女人，写得传神，其实还是隔着厚厚一层。《荷花淀》尽管如此诗化纯净，背后依然是强大的民族话语，是男性话语。写女人，还是女作家更贴心贴肺，如丁玲。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一个女孩子叫贞贞，鬼子进攻的时候被捉去了，沦为军妓，后来做了日本军官的小老婆，还染了一身病。可是她暗中帮游击队打探情报，是有功的。她再回村的时候，像杂货店老板那一类的人，总是铁青着脸，嫌弃她，鄙视她，尤其是那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开始崇敬自己，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
　　
　　让人们不能容忍的是，贞贞并没有寻死——“人大约总是这样，哪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难道死了不成？”
　　
　　也没从此变得羞愧耻辱——“我喜欢那种有热情的、有血有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却又是明朗的性格的人；而她就正是这样。”
　　
　　最不可理解的是，她竟然态度激烈地拒绝了原来相好的小伙子的怜悯和关爱。父母原本是嫌那个小伙子穷，断然不肯让他们来往的，现在却因为小伙子愿意接纳贞贞而感激涕零了。能把女儿贱卖出去已经要感恩戴德了，所以他们才逼着贞贞同意。但贞贞觉得自己没有变，还是那个贞贞，只是心变硬了一些。
　　
　　贞贞的选择是离开自己的村子，到谁也不认识自己的地方，治病，学习。因为贞贞对“我”说过：“好多日本女人都识很多字，那些日本人，把他们的婆姨，有的还是相好的，寄来的信，当宝贝一样藏着。”
　　
　　贞贞勇敢地走出了精神自我折磨的泥潭，尽管心底埋着巨大的疼痛。不知道这小说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女作家即使写抗日战争，也是从关怀“身体”出发，有着女人之间天然的贴心。在宏大话语与身体之间，我相信身体更真实。在大叙事与“身体写作”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