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和“同志”这两个词，所有中国人均不陌生，不过这哥俩并非新词，古已有之，但基本接近于死词，极少使用。这两个词在现当代被用活，还得归功于日本人先用活了“革命”，然后被孙中山引入中国。
　　
　　《易·革》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清朝末年，在西方思潮的激活下，产生了一批以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为代表的反清人士。
　　
　　孙中山等人最初从事反清活动时，皆称自己的行为是“造反”“起事”“光复”。清光绪二十一年，也就是1895年9月，兴中会在广州起事失败，孙中山、陈少白、郑弼臣三人从香港流亡日本。乘船路过神户时，登岸购日本报纸一张，发现其中有一则新闻的标题是：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孙中山对陈少白说，这二字出自《易》，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
　　
　　按《易》上“革命”二字本义，原指政治变革，故曰革其王命，又说王者易姓曰革命。日本人最初把英文“revolution”与革命相对应。不过自革命党影响渐大后，“革命”二字有了新的内涵，也指关于政治社会之大变动。
　　
　　有了革命，一起革命的人自然就是同志了。左丘明在《国语·晋语》中写道：“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孙中山早年发布的《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称呼反清志士为同志。让同志一词变得更加有名的是著名的《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国民革命的推进，革命党人和国民党人多以同志相称呼，“革命”与“同志”这两个词在中国变得尽人皆知，不过还没达到普遍的程度。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才彻底进入“革命时代”和“同志时代”，若说它俩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也不过分。全国人民无人不称革命，神州大地无人不呼同志。
　　
　　先生、小姐、阁下、女士、令尊、令堂等中国人的传统称谓在大陆几乎消亡。突然间，人们似乎不再有身份、性别的差异，有时候为了表示一下区别，可以称“老同志”“小同志”“女同志”“男同志”，还有“领导同志”“解放军同志”“警察同志”，就连妻子丈夫之间也常互称同志。“文革”时期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XX同志，我们可以在一起谈论革命工作，共同学习进步……”这是那个年代常见
　　
　　的恋人之间的情书词句。
　　
　　改革开放令我们的称谓丰富起来。20世纪80年代，先生、小姐、女士、阁下等传统称谓在局部场合开始复生，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些称谓司空见惯，成为主流，“同志”反而有点靠边站的趋势。进入21世纪，除了不涉外的、较为正式的官方场合，还能听到同志的称呼，传统称谓在日常生活中近乎一统天下。夫妻之间不但很少称呼“爱人”，更完全不是“同志”了，它有了更亲昵的说法：“老公”“老婆”。
　　
　　不过“革命”和“同志”没有消亡，在民间它们有了新的内涵。商业社会大背景下，各种新玩意皆可滥用革命，有美的革命，辣的革命，爱的革命……少了很多政治意味。
　　
　　1989年，香港文化界名人林奕华筹划“香港同志电影节”，“同志”在港澳台和东南亚变成“同性恋”的代称，后来又传入内地。如今在年轻人中间，可不能乱称“同志”，因为它有了新的特殊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