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左青龙、右白虎，老牛在腰间，龙头在胸口……”这样的台词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就是为了更加“恶搞”，在黑帮剧里是为了彰显“黑”，在正剧里就是为了刻画“坏”。总之，一肌肉男，又是青龙、白虎，
　　
　　又是朱雀、玄武四面文身地出现在眼前，估计大多数人的脑子里闪现出来的不外乎两个字——流氓！
　　
　　周星驰的影视作品，让这句来源于中国古风水学说的话早就面目全非，变成了文身的替代语言，跟黑帮混混儿或者“疑似”黑帮混混儿画上了等号。你文身，你就是个坏人，是流氓、痞子、混混儿！不是，也说明你心向流氓、痞子、混混儿。
　　
　　在文化多元化到颗粒状的今天，纷杂的观点让老百姓集体消化不良，可也有了一个最大的优点——不再少见多怪了，这其中也包括对文身的理解。
　　
　　家长对子女身上的一大串英文短语、图腾符号往往不知所云，可闭起眼睛也就忍了：反正他（她）也不坏，只是个性了一些。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文身表达自己的观点、加强某段记忆或者毫无目的只图个时尚，人们对文身的观点逐步改变——去流氓化，取而代之的是“个性标签”。
　　
　　其实，“个性”原本就是源远流长的文身文化中非常显著的特色。在原始而古老的部落中，人们用文身来传达自己的信仰，彰显自己的个性和地位。日久，便形成了“纹饰肤体”的习俗。西方有，东方也
　　
　　有。
　　
　　文身并非“没文化”
　　
　　美国人吉尔伯特在《文身的历史》一书中说，欧洲的几座古遗址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后期用来文身的工具。这就把文身这一行业整整提前了至少一万年。
　　
　　之前，人们对文身比较早的考古发现来自于木乃伊，其中又以“阿木纳特”为文身文化的典型。她是第十一王朝（公元前1994年至公元前2160年）底比斯的爱神哈索尔的女祭司，周身文身清晰可辨，大腿和双臂上有平行线，肚脐下有椭圆形的图案。这跟在埃及古墓中发现的木乃伊文身的图案非常相似。学者认为，这些纹饰都“不可否认地暗示着肉欲”，是繁殖力旺盛和返老还童的象征。
　　
　　在中国，有文字可考的文身历史可以追溯到周朝。
　　
　　周人的祖先古公亶父对孙子姬昌喜爱有加，想让其继承王位，但需要把王位先传给姬昌的爹、三子季历，才能由季历再传给姬昌。但这怎么跟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说呢？泰伯发现了父亲的心思，为了避免兄弟自残，赶忙带着二弟仲雍回避，两兄弟以为父采药的借口远走无锡东南梅里。古公被兄弟俩的深明大义打动，遂召泰伯接任。泰伯没有应召，仍然坚持将王位让给三弟。季历上任不久就病死了，王族再次召泰伯回来继任，可泰伯此时已经在当地形成了自己的部落——吴国，为了表明自己去意已决，随当地民俗“断发文身”。
　　
　　历史上有名的“泰伯三让天下”的故事，包含了中国古老文身的历史渊源。泰伯初到时，江南还是一片“荆蛮之地”，蛮民们以捕捞为业，长发不适合下水，故“断其发”；为了防止水中猛兽攻击，便“文其身”，象征龙子，不受伤害。
　　
　　当时蛮民刺在身上的花纹多为蛟龙，是一种图腾崇拜和信仰。图腾、信仰、祥瑞、祛病的纹饰也是中国其他民族文身的主要图案，一直延续至今。比如傣族的某个部落，现在仍需要以图腾文身明示信仰，否则死后就无法与部落的其他人会合，而成为野鬼。
　　
　　到了文身大流行的唐代，汉族男性以文身为时尚，却几乎难以寻觅图腾崇拜的文身纹饰，大多以文字、图形为主，且技术水平高超，人体之上便是画作纸张，“山池亭院，草木鸟兽，无不具悉，细若设色”。总之，就是为了彰显个性和独特的品位，跟现在文身者的想法大致吻和。
　　
　　这种五彩文身，由唐而宋，又在宋时传入日本，并在日本生根、发芽、开花。
　　
　　暴力还是艺术
　　
　　对于文身最深刻的印象，是电影《红樱桃》里，德国纳粹刺在女主人公楚楚背上的鹰。在光影中，随着楚楚身体痛苦地扭动，鹰便像振动翅膀一样。文身技法娴熟，精湛精美，可观众的心却在滴血，那将是楚楚一生的痛苦根源和洗刷不掉的巨大耻辱。
　　
　　导演叶大鹰只是在用楚楚身上的文身讨论战争的伤害，可他不自觉地把人们带入了另外一种思维中，即：文身到底是暴力属性多于文化属性，还是文化属性多于暴力属性？
　　
　　一战结束后，文身者大多是女人。战争让她们失去了丈夫和孩子，她们用文身来纪念她们深爱着的人，文上能够传信的鸽子、象征美丽的蝴蝶、代表爱情的玫瑰，或者直接刺上他们的名字。二战时期，士兵是文身的最大群体。士兵们需要在身体上刺上自己的名字或者家人熟悉的符号，这样即便死在了战场上，也能让家人找到自己的尸体。在文身的文化中，这一时期的文身作品大多简单简洁，却无一不说明了人们对于战争的恐惧和对无辜死者的悼念。
　　
　　在中国古代很漫长的一个阶段中，“好人”是不能文身的，那是一种禁忌。因为只有作奸犯科的人才会被文上图形或者文字，用以区别他是“犯下过罪恶的坏人”。与其有着相同作用的文身还出现在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19世纪的美国，罪犯获释要先文身才能出狱，让老百姓都知道你是一个干过坏事的人，得躲你远点儿。英国则是抓住了逃兵就给他文身，以警示其他士兵“逃兵是耻辱的”。
　　
　　西伯利亚监狱和纳粹集中营的在押人员身上，也大多有文身，以表明他们的特殊身份。
　　
　　由于文身的作用已非最初的信仰崇拜和个性展示，甚至可以说是耻辱的标签，所以，文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灭绝。这也是为什么一直以来大多数人抗拒文身的主要原因。
　　
　　直到近年来，崇尚个性的男女将这种消失已久的纹饰文化再次带到了寻常人的生活中。尽管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大家对文身的态度仍然是冰冷而封闭的，但随着文身者日益增多，纹饰图样中的暴力因素越来越少，个性化的表达越来越多，人们对文身的认识也就逐渐趋于中性——非好非坏，不好不坏。
　　
　　个性化命题
　　
　　朋友博洋是个阳光灿烂的大男孩儿，大学时候就开始勤工俭学，给电视台的摄制组做助理。他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挂着招牌式的微笑，无论谁让他干什么，他都会说“好的好的”。就这么一个可爱的大孩子，整个左臂上都是龙盘凤翔、看起来甚为凶悍的文身图案。
　　
　　一次，摄制组出去采访一位高端人物，制片人思来想去，把博洋叫到跟前，说：“这次的采访工作很重要，你看你能不能穿件长袖衫？”博洋忽然意识到自己左臂上的文身可能会影响别人对摄制组的看法，赶紧点头说：“好的，没问题。”
　　
　　那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别人穿着短袖还汗流不止，捂着一件长袖衫的博洋更是“热得快昏过去了”，可他就是不敢把左臂的袖子往上撸一撸。回去之后，博洋咬牙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洗掉文身。虽然那漂亮的龙盘凤翔的图案是他仔细想过之后才下定决心文上的，虽然那不过就代表了他对未来龙凤呈祥的美好愿望，“可你知道，很多人是不能够理解的”。
　　
　　时隔多年，再跟博洋笑谈往事，他还是那个招牌式的微笑，还是慢声慢气地说：“放在现在也就没什么了，那时候还是有很多人不能接受的。但如果放在现在，我也可能选择不去文身。”
　　
　　有着相同困惑的人，还有台湾演员大S。她的后颈上有个太阳标志的符号，那是她年轻气盛时为了引领潮流而刺上去的。这个小小的文身给她引来了无数烦恼，每次化妆都要费心去遮盖。几年之后，当大S不再是小丫头杉菜，而是一个成熟的女人时，她为了这个文身小有后悔：“如果可以选择，我不会去文身，而会选择贴纸，这样不喜欢了就能擦得掉。”
　　
　　文身，说到底是个是否愿意的个性化命题。
　　
　　贝克汉姆不是把老婆和儿子的名字都刺在身上，以示爱情永恒和父爱如山吗？对于贝克汉姆本人来说，这是一种“痛并幸福着”的记忆。
　　
　　所以，这个命题的答案，只有愿意与不愿意，但一定不要是大S那样年轻气盛的选择就好。毕竟，在刺上它和洗掉它的过程中，身体和精神之痛，后者未必要比前者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