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住宅楼里，住着很多低收入的上班族、做小生意的、刚毕业的学生、处于待业状态的进城务工人员，以及参加各种短期学习班的外来客。他们没有足够的钱租住整套房子，甚至没有能力租下一个像样的房间。他们租住的是住宅楼里用木板、石膏板隔成的小“笼屋”。

唯一的公共空间

经过隔断，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住10个人是常有的事。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称为“室友”也许并不恰当，因为他们有各自的小空间，不过共用厨房和卫生间而已。隔断房中是没有客厅的，因为客厅已经被隔成了房间。而没有客厅，就没有了公共空间；没有了公共空间，就没有了交流场所。厨房也是一个选择，但很多时候，厨房也被当成房间出租了。

在有厨房的情况下，厨房可以承担客厅的一部分功能。在百子湾路的一套隔断房里，住着待业的王小姐、在律师事务所上班的杨小姐、从事金融业的辉辉、厨师小川等6个人，这套房子算是住人很少的。厨房是唯一的公共空间，而辉辉就住在厨房里头的小阳台上。王小姐快人快语，喜欢聊天，辉辉和杨小姐经常在厨房里听她神侃。

王小姐说自己做过很多职业：媒体、房地产、公关……而她现在却处于无业状态，也没想过上班。她是个自来熟，爷们儿似的天津大妞，话说三句就有朋友。她说：“一套房子里，大家关系怎么样，要看有什么样的人。有我这样的人在，关系差不了。”她还调侃说：“我们这儿关系都特别好。我自己是坏人，所以出门净碰见好人。”厨房是“地利”，有了她也就有了“人和”。

住在一起的路人

在没有厨房的情况下，大家下班回到住处，往往是门一关，待在自己那几个平方米之内。当然，一般都坐在床上玩电脑，因为不少隔间里放把椅子都困难。而且，并不是每套隔断房里都有一个“王小姐”，很多“室友”之间几乎没有交流。大家聚在一起谈事儿，往往是出现以下几种状况：电没了、水没了、网断了，或者马桶堵了。大家要商量如何分摊费用。

由于缺乏交流，彼此不了解，租户之间的关系时常有着一种紧张，而且，这里的住户租期一般不会太长，所以通常搬走的时候也不知道邻居是干什么的。很少有人奢望在这里交到朋友，大部分人都只把“室友”当成住在一起的路人，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责任，只要不打扰对方就行了。

但打扰是免不了的，因为房间的隔断不仅薄，而且材料一般都很差，隔音效果可想而知。刚从河北来到北京的家居设计师小武，在大望路租了一间隔断房。他最受不了的不是房间小、条件差，而是对面屋子里的大哥每天凌晨都要在房间里唱歌。我问小武：“你为什么不去跟他说一声呢？”他摇摇头说：“我又不会在这儿住太长时间，犯不着去跟人较劲，我也不想去打扰别人唱歌。”

其实，别说唱歌，就是平常说话，其他房间都很容易听得清清楚楚。在这套房子的另一个房间里，我听到一位中年男子在打电话，应该是在教训孩子，他谈到自己在北京的种种，要孩子好好学习，又谈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要孩子学会处世之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这里却是如此古怪的一个社会，一个内部被去除了社会性的社会。

由于缺乏真正的保护，大家更在乎那层薄薄的隔墙。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的斥力总是很大，像被临时塞在一起的皮球，容纳信任、善意和宽容的空间，很容易就被自我保护的要求和领地意识给挤掉了。

北京的“客厅”

几年前，我刚到北京不久，租住在一套隔断房的厨房里。那是一套三室的房子，住了14 个人。对面“暗室”（隔间很多是无窗的）里的大姐，好几次羡慕地提起我的房间里有扇窗户。而她所不知道的是，大房间的空调室外机不知怎么回事被安在厨房阳台上，和我常用的电脑桌之间只有一块三合板，风口对着房间，冬冷夏热。夏夜无奈，我就利用自己仅有的物理知识抗暑。我好歹知道蒸发吸热，每隔半小时在三合板上淋一次水，边打游戏边蒸“桑拿”。

在拼租房特别是隔断房里住，一考验耐受力，二考验宽容度，喜欢维权的人在这里住不了。那位大姐是来北京准备考试的，需要安静，而靠门口住的女生刚交了男朋友，每天晚上都少不了要亲热一番。一天深夜，这位大姐终于忍无可忍，雷霆般爆发：“早上五六点，晚上一两点，流氓！”她还报了警。不久，警察到来，大姐正色控诉。民警同志调停不下，只能说：“人家交朋友，我们管不着。”那位女生羞得满脸眼泪，不知如何辩白，第二天就搬走了。

倒霉事儿很快轮到了这位大姐头上。交房租的当口儿，这位大姐住的“暗室”的灯坏了，要求中介公司来修，而中介则要求交了房租才给换灯。中介派来三个“黑西装”，围住大姐说：“这儿是北京，不住就滚。”在我从小厨房里出来劝解的时候，大姐眼泪出来了。但我的劝解是无效的，她的眼泪也是无效的，中介一如既往地赢了，大姐交了钱，忍气吞声地住了下来。

这件事留给我们两个人的都只有屈辱，然而共同的屈辱让我们变得熟悉了。过年前的一天，她敲了我的门，问我过年是否回家，她的丈夫和孩子要来，想在我的厨房里借住几晚。我给她留了钥匙，过年回来后，很想责问她为何当初不给那女孩留点面子，大家商量解决，但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口。那是很伤人的，等于是站在有利位置上对别人的良心反攻倒算。

在室友关系方面，这套房子也给我留下过好的记忆。有一次，整栋楼临时停电，大家都从屋子里走出来了。在狭窄的过道里，大家聊天，互问姓名，说几句有关工作和生活的闲话，还拿出自己的水果、零食。每个人都是那么好，而为了在这个城市落脚，只好住在没有客厅的房子里。这些没有客厅的房子，在“捏造”着人们的性格。而从另一个层面上看，正是这些没有客厅的房子，一直充当着北京的“客厅”。

近日，北京再次高调治理隔断房。几年前，出租房打隔断已经被明令禁止。就在今年5月，我曾在国贸附近的一间隔断房中问过一个房产中介的业务员：“这里的房间会不会被查？”业务员自信满满，拍着薄薄的隔断墙说：“不会，总不能不让人住吧？”

这自然是在中介公司培训时练就的一套说辞，但这说辞不乏合理性。房东有利益驱动，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两个房间正常出租，月租金差不多6000元；隔断之后，凭空多出5个房间（厨房、阳台都隔成了一间卧室），平均每间租金1100元左右，原来的两间卧室各减租金500元，每间也有2500元，所以，整套房一个月至少收10000元租金。

不是每个房东都愿意这样折腾自己的房子，但是中介公司愿意。有很多小中介先从房东那里取得房源，然后自己打上隔断出租，赚取差价。很多隔断房是不对租客收取中介费的，这对消费者可是不小的诱惑。

对于消费者而言，如果你不想每天在上下班路上花掉宝贵的三四个小时，想住得离上班地点近些，又没有高收入，那你就选择隔断房吧。从前北京有不少城中村，可以为低收入者提供落脚地，但是过去几年，在城市扩张、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城中村已基本绝迹。因《蚁族》一书闻名天下的唐家岭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已经不复存在。城中村的每一次拆迁都会直接推高周围楼房的租金，正规房间的价格高了，低收入者就只能被赶进“笼屋”，如果“笼屋”也消失了，这些城市的客人又该在何处安放身心？

破解僵局的方式，不该是打翻棋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