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出版的20卷吴宓（1894——1978）从1910年记到1974年的日记，几乎涵盖了一个最能表现这一时代特征的“短20世纪”。虽然这只是一部个人史，但是，难得有这样连贯的一部个人史，难得有这样一个人甚至每天挨批斗回来——写日记也是挨批斗的一个原因——也还要偷偷写下当天的日记，这也许就因为他还是一个至死不变的“士”吧。所以，对这样一部日记，值得细细品读。

　　最近断断续续地读它，有许多收获，顺便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其晚年，所述每日所吃食物甚详，兹摘引1972年（吴宓时年78岁）的数条如下：

　　一月一日……早餐花卷一枚，饮白酒甚多……宓早午晚各食煮卵一枚……正午，赴食堂午餐，米饭（软）三两，豆腐（五分）两份……晚餐在空室就炉火烤花卷两枚（四两）食之，并饮白酒（加糖）……

　　一月二十日……正午，用特发肉票（成君借给菜票两角）赴食堂午餐，米饭三两，杂烩肉，极丰且美。

　　三月四日……赴食堂晚餐，米饭三两，豆腐、白菜（五分），极淡美，恨不取两份也！

　　吴宓那一段基本是中午在食堂就餐，多是吃米饭，菜多是白菜、豆腐、萝卜，比较特别的是他尽量每天煮一个鸡蛋，再有钱则尽兴喝一点酒。当时他的薪水只是发生活费，大约每月30元，还要资助他人，还要用各种粮票、菜票、红票、绿票，仔细地计算着过日子。虽然窘迫，还是想尽量过得有滋有味，你看他稍稍饱食一点就觉得多么幸福。但这也不容易，他在元旦那天晚上烤花卷时就遭到青年教师辱骂；在春节那天中午到食堂稍早，又被厨工斥为不好好学习，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人”。

　　记得读《晋书》，有一个名士叫王尼，妻子死了，只有一个儿子。天下大乱的时候，没有房子住了，只有一架牛车，白天逃难，晚上就睡在上面。后来资助他们的官员死了，湖北那一带又闹起了饥荒，于是父子俩也不走了，杀了牛，卸了车，等到牛肉吃光了，父子俩就饿死了。

　　当然，“士”也不是都那么笨的。那些年还有一个士人，家里没东西吃了，附近的农夫还有一点，但也不多了，钦佩他的学问人品，说好每家轮流请他吃饭，但只能请他一个人去吃，而他家还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和一个兄弟的孩子。他就每次最后含一口饭在自己嘴里，回来吐哺给两个孩子，就这样竟然让两个孩子活过了最困难、最有可能饿死的一段时光。

　　我们现在看吴宓年轻时候的日记，他所梦想的是成为一个诗人或文人，那时几乎不言及对食物的描述，最多说“饭后”怎样怎样。他记食物渐多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这不难理解。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士人，稍微饱一点就要读书写字，逢年过节常不忘洒一点酒祭祀祖宗先贤。

　　还有“胡风分子”张中晓，看留下的照片，是一个极瘦弱也极有才华的青年人。他被打成反革命后，开除公职，遣送回乡，也大概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时还会省下一点吃饭的钱，坐船到镇上去看报看书，回来饿得两眼都冒金星了。最后他在“文革”初死了，谁也不知道是怎样死的。

　　传统社会士民分立，说“国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其实“士”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是过去若非天下大乱，士一般还能衣食无忧。其实，为了生存的饮食，对谁来说，都不能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不再觉得重要了，那是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人首先要能活下去，然后才可能考虑是否追求别的什么价值。的确，也可能有就以“吃”为主要价值追求的人。张中行就曾写到过故乡有这样一个“怪物老爷”

　　：祖上也曾阔过，不在乎穿，但讲究吃。他先是将自己的田地吃光，于是到解放的时候恰好就成了贫农，接着又将自己还剩下的财产和房子拆了吃，到“三年自然灾害”前人人都要挨饿的时候他就死了。乡里人说他还真是“有福”之人，但这后面其实是有一种时代的悲哀在的。

　　我在乡下也曾听人言：“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才真正是自己的。穿，穿给别人看啊？”有一个学生告诉我，他们村里有一个聪明人，在1958年大办食堂、大家猛吃猛喝甚至大量浪费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于是打回一些粥汤用来刷墙，到“三年自然灾害”闹饥荒的时候，他就偷偷揭下来煮着吃。但有一次烟囱冒烟被人发现了，于是村里人涌到他家里，一会儿就将他屋子的内墙面扒光了。

　　今天早已是“士民一体”，有一段时间，“士”还作为“臭老九”而落到了“人民”的边缘，甚至被从“人民”中开除。但实际上不论“士”还是“民”，他们都是“人”，“人”都是要“以食为天”的。这是所有人的生存底线，保障它也就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伦理底线。

　　幸运的是，从整个社会来看，今天的中国似乎已经把这种可悲境地远远抛到了身后，而且，如果说人的价值追求就止于“吃”——哪怕是花样翻新的“吃”、在精致和昂贵上不断更上层楼的“吃”——也是很悲哀的。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人以食为天”的常识而一味追求西方学界花样翻新的新知，也还是得小心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提高警惕，不再退回到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