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的教育体系中，并没有全国统一高考的形式，而是采用一种名为“中学毕业会考”的统一考试方式。如果一名学生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即表示他已顺利完成了中学的学业，可以开始接受大学教育了。通常中学生参加中学毕业会考的年龄至少是17岁，可是每年都会有20多名年龄不满15岁的考生去参加考试——他们就是人们常说的“智力超常儿童”。他们已通过跳级等方式提前修完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其中年龄最小的才13岁。
　　
　　那么他们会成为法国的“少年大学生”吗？答案是否定的。原因不在于他们的考试成绩能否达到法国大学的录取标准，而是他们根本就被排除在法国大学的考虑之外——法国大学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做出了硬性规定，可以通融的余地不大。
　　
　　以法国名牌大学之一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为例，该校规定考生在报考当年的9月1日之前必须年满17岁。如果以大多数考生的年龄是19岁以上为参照，录取时年龄放宽的尺度是，每年可以有7%的考生小1岁，1.5%至2.5%的考生小2岁，再小就不可以了。另一所以造就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而闻名于世的名牌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录取考生年龄上的记录是，2008年只录取了13名18岁的考生，而2007年，17岁的考生只录取了2名。
　　
　　那么这些既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又被大学拒之门外的智力超常儿童该何去何从呢？答案是一个字——“等”，等待自己的年龄达到大学的录取规定。当然，这种“等”并不是穷极无聊、虚度时光。
　　
　　法国早慧儿童联合会给出的建议之一是：到国外去等。这样既可以提高外语水平，又可以培养生活自理能力。还有许多智力超常儿童会选择在法国国内等——去念大学的预科班。因为法国的许多名牌大学都是自主考试招生，竞争异常激烈，所以，采用预科班这样一种形式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去强化学习。预科班的学制一般是2年，个别年龄小的智力超常儿童在里面学个三四年也并不罕见。
　　
　　但是预科班，尤其是那些好的预科班，对于智力超常儿童的态度也多少和大学有些相似。路易勒格朗中学的校长就明确表示，他不推崇跳级，喜欢让学生按照自然的步伐来前进。他说：“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考察一名学生是否具备资格，然后才是他的年龄。如果一名学生只有14岁，但是数学和物理的成绩非常出色，这当然让人欣喜。但是我会给他所在的学校打电话，了解那些没有在成绩单上反映出来的情况。比如说，他是否成熟，他与其他同学相处是否融洽，他有什么个人爱好……”这样，每年能够通过审核的智力超常儿童实际上只有一两名。在谈及经过预科班的学习之后，究竟还有多少智力超常儿童能如愿考入法国的名牌大学时，校长的用词是“相当偶然”。
　　
　　为什么此前一路加速、不断超前的智力超常儿童在大学的门前却被强力叫停了呢？难道法国人不担心人才浪费吗？也许法国一些心理学家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们认为，一个健康成长的人，在智力成长之外，还要考虑到他的心理成长等其他方面是否也能健康发展。大学的环境是针对普通智力水平的人设置的，智力超常的人在里面会有不适应的感觉。如果再遇上年龄偏低的智力超常儿童，心理相对稚嫩，那么不适应感会很容易转变为强烈的孤独感和迷失感，从而造成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障碍。
　　
　　长期从事智力超常儿童研究的心理医生让娜·西修·法欣在其2008年出版的专著《太聪明了反倒不幸福？》中深刻剖析了超常智力的双刃剑模式：一方面它使得一个人在某些方面的表现优于常人，甚至是遥遥领先；可是另一方面，高度活跃的思维也使得一个人对周围的环境和自身的表现变得非常敏感，因而脆弱和不稳定，不容易达到常人所具有的那种和谐平衡的生活状态。
　　
　　心理学家的这些分析也在现实中得到了验证。一些智力超常儿童一跨进大学的门槛，领先的势头就突然间消失了，连第一年的考试都无法通过。虽然这并不一定是智力的原因，但其结果却是加重了他们的挫折感，使他们对自我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另一种常见的现象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像是第二次经历了青春期一样，对人生的选择做出重大的改变——要么退学，放弃现有的专业和学校，像中学生那样重新参加考试，去报考新的专业和大学；要么放弃现有的职业，生活方式几乎完全改变。
　　
　　这方面的最新例子是现年37岁的让·克里斯蒂安·吉贝尔。作为神童的他曾经风光无限，但是从某一天开始，他的神奇光环变得暗淡了。他认为自己正在过的生活并不是他想要的，完全是别人强加给他的。一种悲惨的感觉逐渐吞噬了他。他选择了放弃、逃离。他无所事事，四处游荡。最终他在一个马戏团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一名小丑。他宣称，这份工作比他以往做过的任何事情都更有意义。“小丑在人类的等级中处于最底层，是个失败者，是个傻瓜。但是有谁可以像小丑那样自由呢？”不知道当年将他视为神童，对他寄予厚望的那些人如今听到他这样的“自由观”，心里会是怎样的滋味？
　　
　　“一个人的幸福和机遇并不总和他的智商成正比。”这个道理对于智力超常儿童来说，无疑是苦涩的。可能他们中的某些人要付出一生的代价才能领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大学对他们的“当头棒喝”，也许不失为一剂苦口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