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面前，无分尊卑近代文人当中，坊间都称辜鸿铭的牌技是“最差的”，因此获得了“光绪(光输)皇帝”的雅号。而徐志摩的牌则打得最漂亮，他善于随机应变，据梁实秋形容，徐志摩打麻将目送飞鸿，手挥五弦，谈笑用兵，出牌如飞，牌技超群，十战九胜。据说，那时名家雅士们将麻将作为生活的装点，赢者不饱入私囊，而是往餐馆做东宴饮。未参加“方城战”或壁上观者，亦来者不拒，席间觥筹交错，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梁启超因“四人功课”推掉演讲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吃酒、做官之类则非。就他的标准而言，麻将显然也是一种“趣味”的游戏。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有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

　　梅贻琦也打麻将

　　梅贻琦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叶公超曾以“慢、稳、刚”三字形容梅校长，寡言、慎言的他，有着严肃而沉默的形象，让人很难将他与打牌联想在一起。《梅贻琦文集》二册，内容为梅贻琦在1956~1960年间所写的私人日记。出版此书的时候，工作人员特别针对梅贻琦的生活趣味做了统计，而爱打麻将就是其中之一。

　　胡适怪“麻将里头有鬼”

　　胡适虽然喜欢打麻将，但水平并不高，梁实秋就曾亲眼见胡适输过一回。有一年在上海，胡适、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饭后开房间打牌，梁实秋照例作壁上观。言明只打八圈，到最后一圈局势十分紧张。当时，胡适坐庄，潘光旦坐对面，三副牌落地，吊单，显然是一副满贯的牌。胡适摸到一张白板，河里已有两张白板。胡适的牌也是一把满贯的大牌，且早已听张，犹豫了好一阵子，“啪”的一声，胡适还是把白板打了出去。潘光旦“嘿嘿”一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板。胡适身上现钱不够，还开了一张三十多元的支票，这在那时可不算小数目。

　　相对于胡适的胜少败多，胡夫人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必捷，这让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小心求证”出“麻将里头有鬼”，亦不失为一趣闻。

　　闻一多临阵磨刀舍命上阵陪老外

　　闻一多年轻时不会玩麻将。留美期间，一次到科罗拉多大学两位教授家做客，饭后美国教授拿出麻将提出玩几圈助兴。闻一多连忙解释对麻将“一窍不通”，甚为窘迫。两位美国教授根本不相信，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还不会打麻将，以为他有意推托。闻一多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临时参阅说明书，边看边学边打。一晚上他没和一局，甚是窝囊。此后，他在友人的帮助下，才慢慢学会了打牌，以应付类似的局面。

　　梁实秋自嘲脑子迟钝影响麻局节奏

　　无独有偶，梁实秋曾写《谈麻将》一文，但并不擅长打麻将。梁实秋自小家教甚严，及至读书，他方知世上有麻将这种玩具。有一次他向父亲问起麻将的玩法，梁父正色说：“想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吓得他再不敢提“麻将”二字，也留下了对麻将的坏印象。

　　傅斯年：牌中自有人生哲学

　　傅斯年曾在《申报·自由谈》上撰文，讲述136张牌中蕴涵的人生哲学。打麻将要能赢，关键是要手气好、运气好，“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只要运气好、机会巧，一路顺风，就可以顺成大事……这有如人们对于生活的执著，无论如何非到绝望，不愿放弃生活的意志而自杀。”

　　徐志摩：麻将，鸦片，男女情爱

　　徐志摩对鸦片与麻将有过一番妙论。陈定山的《春申旧闻》中记载，徐志摩有一套哲学，是说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

　　潘光旦：最大特点各自为战

　　著名优生学家和社会学家潘光旦认为，麻将的最大特点是在其“各自为战性”，而西洋游戏，如足球则注重一致行动，所以中国是“人自为战之国，极端个人主义之国”。

　　柏杨：麻将桌上看人品

　　柏杨认为，每个人的气质和品德在牌桌上都会彻底曝光：“一个人的气质平时很难看出来，一旦到了牌桌上，原形便毕露无遗。有些人赢得输不得，三圈不和牌就怨天尤人。别人吃张，他不高兴；别人碰张，他更发脾气。一会儿嫌椅子高，一会儿怪灯光暗，一会儿又提醒人家不要老咳嗽好不好，咳嗽教人心烦。一会儿埋怨对方总是吸烟，不吸行不行？看能不能瘾死。一会儿向下家瞪眼，尊腿不要伸那么长可以吧，这是打牌，不是伸腿比赛。一会儿又埋怨电扇吹得太大，谁不知道我有风湿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