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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纪事

时间:2010-08-17 23:51来源:山西文学供稿 作者:王文生 点击:
我的老家是山西省会太原市所属的娄烦县,是从原静乐县分割来的一个小县,原属吕梁地区管辖。1971年建县时,人口不足十万,荒山秃岭,沟壑纵横。从前,有一位姓罗的县令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十山九牛头,汾河向南流,富贵无三辈,清官不到头。概括了静乐县的全

  我的老家是山西省会太原市所属的娄烦县,是从原静乐县分割来的一个小县,原属吕梁地区管辖。1971年建县时,人口不足十万,荒山秃岭,沟壑纵横。从前,有一位姓罗的县令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十山九牛头,汾河向南流,富贵无三辈,清官不到头。”概括了静乐县的全貌和民风。
  
  一
  
  据王氏家谱记载,元朝末年,先祖王瑞由南京赴任娄烦县令,卸任后率胞弟王浩及家眷定居城北村,耕种田地,开设学馆。明代中叶,王浩的六世孙王仲宣由城北村迁居新王庄,后改为兴旺庄。我们家是王仲宣九世孙王迁章的后代。王迁章有四子,其长子王尚绪是我的曾祖父。
  
  据说曾祖父心眼好,农活好,遇事肯吃亏,种地早知道。老天关照,给了曾祖父一个发家的机会。一年年关,他为办年货,在急急忙忙去庄儿上(今米峪镇)的路上,碰见一头骡子立在路上,旁边躺着一青年男子,满满一只褡裢扔在身旁。经过一番急救,曾祖父把青年男子护送到了庄儿上。原来这位男子是晋中商家掌柜,年终去岚县、静乐各分号结账收银归来,因走骡受惊,落地昏迷过去。商家掌柜感激救命护财的大恩,执意酬谢,但被谢绝。最后,商家掌柜决定,为我家提供货源,开办杂货铺,卖完只收本不收利。
  
  十几年下来,我家成为全村较富的人家,土地有二百多亩;房屋扩建了前后两院三十余间;开办有粉坊、酒坊、油坊;喂养着几条牛和三头骡子、一百多只羊。
  
  正当家业发达时,人到中年的曾祖父却死了婆姨,不久续了弦。后娘对我祖父虽然还好,但他总觉不自在。因此,常到西果园村的亲娘舅家中居住,并跟人学武艺、练身体,长成了彪形大汉。他力量过人,八十斤重的大刀他能舞背花,一百二十力的硬弓他能拉开。官府定期考武秀才,他在忻州府一次考中。进入中年,祖父是又吃“洋烟”又耍钱,赌博占去他大部分时间,耗去大量精力和财力。
  
  祖父对全家的最大贡献是千方百计供独子念书成才,先期入本县最高学府“二高”就读,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员。但我父亲仍不满足,想到省城深造。
  
  送儿子到省城上学,学杂费和生活费太贵,怎么办?祖父想到用联姻的办法,找一富人帮助,于是想到了财主郝维喜。
  
  郝维喜在娄烦等地开了杂货连锁店,并与其他富人包收静乐县南路(今娄烦县辖区域)税收,有时,瞅准时机,也单人匹马去陕北地区做黑(洋烟)白(银元)买卖。可他大字不识几个,也想找一个文化人做自己长女的女婿。
  
  我的父亲王书云(1907-1990),字汉章,五短身材,卧蚕眉,丹凤眼。他结婚后,受到岳丈郝维喜的器重。为了给大人省钱,他主动选择收费较低,相对难考的“平民中学”。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借本乡学子王守浩的高中毕业证考入山西法政学校(大专)。入学不久,被校方发现开除。按当时法规,他的中学学籍将被注销,但教育厅长黄丽泉召见他时,承诺只要他读完高中,可免试入“法政”上学。父亲于1933年平民中学毕业后,本应读高中,以求上“法政”,由于时局动荡,家境渐衰,他只好委屈地考入有生活补助的山西省立第一师范高师部就读。当时,静乐县为选拔在省城读书的本土学生回县任职,不断派官员去太原考察。1936年,父亲刚毕业即被委任为娄烦“二高”校长。后县里要在静乐北路开办“四高”,调父亲去任校长。时过一年,县政府新置第四科(主管基建等),是全县继民政、司法、文教三科后的第四个科室,父亲被任命为科长。
  
  日寇侵占静乐县后,县政府迁到娄烦一带。第四科在三元村的一个庙里办公。1940年某天,新旧事变,牺盟会所属决死队围攻了县政府驻地,父亲急中生智,拿个钵盂装作和尚,逃了过去。后经新政权集训,他主动要求回乡务农。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在本村和附近村庄创办了“抗日两级小学”,他是教员兼校长。他走村串户,动员学生入学,在被日寇烧毁的破庙里上课,工薪是每月45斤小米。他主动请缨,不畏艰险,开创局面,培养后代的举措,受到政府和乡人的肯定。对此,《娄烦县志》和《太原市教育志》记了一笔。
  
  日本鬼子投降后,父亲被聘到部队在娄烦镇开办的一个合作社工作。他不善经营,又有亲朋好友常去赊账,把合作社办垮了。此时,陈伯达在距我村五里的大圣堂村搞“土改”试点,称做“村村点火”,搞得有点家产的人人心惶惶。他怕挨斗,更怕新旧账一起算,便决定到太原阎锡山统治地区躲避。
  
  真巧,郭家庄的郭升荣也想往太原跑,但苦于无路条,父亲手中正好有合作社盖有部队公章的空白介绍信,两人便于1946年秋天连夜去了太原。
  
  时局正乱,找事干难于上青天。父亲在静乐会馆住下,四处找熟人,找门路。十几天后,终于找到了原来平民中学时的恩师,时任农民银行襄理的阎佩诗。阎老师让他顶替一个不知去向的年轻人的名字,在农民银行做记传票、打算盘、点钞票和迎来送往、保管、事务等杂事,工薪可观,每天还可免费喝一茶缸上好的汾酒。
  
  战事越来越紧,阎锡山把城里在龄的男人编入“兵农合一”的战斗序列,上城防御。父亲顶替的那个人,年龄在编,将被拉到炮火连天的城头。危难关头,郝端文救了他。郝端文是离我村不到十里地的张家庄村人,在阎军里混了个小军官。太原吃紧时,他父亲舍命来寻他。郝父是个老农,来到太原心急无措,我父亲帮他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又给他五块大洋救急,使父子相见。那阵子,郝端文正在征兵处,没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我父亲不必入伍的问题。
  
  太原解放不久,新政府招收旧职人员入山西公学学习,以备为各行各业培训工作人员。父亲报考时,只填了登记表就被接收了,原因是他隽秀的小楷告诉招考人员,他是个念书人。山西公学结业后,父亲被分配到太原王家坟学校教书。
  
  父亲教了一段书就不干了,又想回原籍,闲在家半年多后,去灵石富家滩从事煤炭经营。
  
  1952年初,经父亲在二高当校长时的得意门生、时任静乐县文教局长的王声的推举和保荐,父亲回到静乐教书。初回来,已是县里干部的我大哥,怕父亲因曾逃往太原受政治影响,引他去公安局“报到”,经查看山西公学结业证书和太原教育管理部门的介绍信,文教局分配他到师范教书。
  
  静乐师范班学生毕业后,师范停办,改为中学,父亲继续担任教师、班主任和语文教研组长。1961年,领导照顾父亲,把他调到离家近的娄烦中学任教。他既是语文教研组长,又兼教英语。为教好学生,他每天早上坚持背诵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十几分钟。
  
  父亲有10个儿女,一大堆人的生活全靠他一人工资维持,虽一贯省吃俭用,但仍经常透支举债。他长年抽旱烟,招待客人也只买几分钱一盒的“绿叶”牌。每到子女开学,他总得向人借钱。上世纪50年代,为供我们上学,他喂猪卖钱。他去学校挑泔水时,身后常有师生议论,委实尴尬。
  
  由于父亲的培养,我们兄弟姐妹有7人分别接受了初师、中专、大专、大学教育,三代人中有10人从教,有留学美国、加拿大、法国的博士、硕士。
  
  二
  
  我出生于1935年农历九月。那些年,父亲在太原读书,母亲常年住娘家。几年后,父亲毕业回来,母亲回家,我仍留下给妗子看小孩。这样,我少年的大部分岁月是在舅舅家度过的。
  
  后来,我看护的那个孩子夭折了,就回到自己家。当时,父亲已逃到太原敌占区,大哥又被“清理”回家,家中少吃没穿,尽喝高粱糁糁汤,没法养活我这个“半桩小子”,于是,把我给了西川河家兰村无子女的老两口做儿子。老人待我像亲生,给我做好饭菜,让我睡热炕头。我白天随“大”上山驮柴,晚上怎么也睡不着,想家心切,时间不长还是回去了。我给人做“儿”的事,还是第一次自行透露。我以此告诫自己:文生,你想一想自己的过去吧!
  
  1946年,母亲用聘嫁我姐的钱,给大哥娶了媳妇。大哥婚后不久,又去外地念书。第二年冬天,“土改”开始了,我和母亲、大嫂、三弟被“扫地出门”。我家被划为地主,其实早已破产,房子被日本鬼子烧光,土地因无成男经营,收成甚少,也无浮财。所幸父亲从小在外念书,在村里涉事不多,从不得罪人,没几天就平稳下来。
  
  1949年4月太原解放,母亲马上让人送我去找父亲。有一天我走到晋生纺织厂(现五一路小学斜对面,省电力公司处)门前,见有人登记招养成工(童工)。一位穿灰制服的解放军干部一听我说话的口音,看我的穿戴,认定我是从晋西北解放区来的,主动和我认了老乡,并叮嘱我在本厂找个担保人就可上工。
  
  我们这批养成工约有30人,每人每月工饷45斤小米。学成后,工厂正式开三班,每班配备八名落纱工。学徒或考核之间不合格者自动离厂或干杂活。大伙为争取当落纱工,多挣工饷,拼命学,苦心练。我们每天上12小时(中间吃饭半小时),白班是早6点至下午6点;夜班是下午6点到次日6点。我练绷线头、接线头,练站功,练走路。纺纱工一个班至少巡回走60里,几个小时不能坐。白班还好熬,夜班太累人,有时站着就睡着了。经过一年苦练,我和另一人考得最好,我出师了。
  
  1950年6月,我正式上机落纱。这是细纱工序除挡车工外的主要工种,要有一定的体力,所以由小伙子担当。具体操作是,左手从机子上拔下纺满纱的纱锭,放在腹前的布围裙里,右手把空纱筐插到空纱锭上,而且要左手一起右手就下,既要速度又要技术,还要体力。
  
  我不仅落纱又快又好,还常帮挡车工干活,大伙都喜欢我。在同工种中,我的工资最高,月薪达到53万元(旧人民币)。下班后,扭秧歌,打腰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时参加夜校,写日记,赞颂苏联老大哥……接管工厂的军代表对我很好,先介绍我入团,后又让我入党,成为候补党员,候补期一年。1951年“七一”党的生日,我还以“青年党员”的身份去太原广播电台作了直播讲话。
  
  这之前的半年时间,父亲因身体等原因,未去教书,家中生活由我承担。当时,50斤一袋的绿象粉4万多元。按说,我月薪不少,养活几口人足足有余,但父亲不愿拖累儿子。为了安排我在太原的生活,他临走前要我结婚,女方是他的恩师阎佩诗的女儿。前面说过,阎佩诗是父亲平民中学时的老师,更是1946年来太原时的救急恩人。我把要结婚的事向党组织汇报,未得到批准,原因是我不到结婚年龄(当时婚姻法刚公布),女方情况不明。在“要党员还是要老婆”的斗争中我选择了后者,其结果就是被取消候补党员资格。
  
  被取消候补党员资格后,我走路溜墙角,见人不言谈。作为工厂党组织公布的第一批入党的唯一青年人,我无法接受。我本来就反感这桩婚事,一来二去,几个月的婚姻就结束了。事后,我赌气请了长假,跟返回原籍教书的父亲到静乐读书。
  
  1952年5月,我到静乐一完小高三班插班,经过两个月的攻读,加上在太原工人夜校学到的点滴,居然拿到了高小毕业证。这一年是全省普及初中教育的第一年(过去静乐、阳曲等一般县无初中),忻州地区统一招生,我应试只考了个“准备生”。以往中学只取正取生、预备生,“准备生”可能是为满足大面积招生而设的。果然,阳曲县(时属忻州地区)生源不足,从静乐县调学生,要求好差搭配,我是以差等生进入黄寨阳曲中学的。
  
  初中三年,我在全班考试中常考三名或五名。这倒不是我聪明,而是那几本竖排的教科书不够我这大小伙子读。课余时间,就是打篮球。二年级的冬天,全校赛球,班主任徐老师见我穿一双张嘴的球鞋,脚都冻肿了,给了我一双旧棉鞋,并用我在作文中写的“大凡有所建树的人,都是读书用功的人”的语句勉励我,使我十分愧疚。阳曲中学阎志考老师是全专区有名的地理老师,他在每年的中考阅卷中认识了我父亲,他经常问我缺不缺钱花,多次借给我钱。
  
  阳曲中学有三个初中班是附设在阳曲师范的。全校七个班,最高年级是师三班。我们中二班是体育强班,乒乓球赛全校冠军,篮球赛打败师范班夺魁,我是主力兼副队长。
  
  我初中毕业后参加了中考。第一批考技校,那是当时最吃香的学校,当工程师、技术员是学生最高目标,我当然考不上。第二批考中师和高中,试题一样,一并考试。当时忻县地区只有五寨师范和忻县师范各招50名中师生。报考师范有助学金,除伙食费外还有零用钱,竞争十分激烈,二十几个人中取一名。我很幸运,不但考进忻师中三班,且成绩不错。
  
  第二年开学时,为了供我和弟弟上学,父亲赔着笑脸向人借钱,我难受极了。自己小时候当工人挣钱给家里,成人了反还要大人养活。且家中又添了弟妹,入不敷出。该怎么办?我想到了回厂上班。我原来所在的细纱乙班是1951年全国工业战线的先进集体,中央领导人接见过我们的班长,还有合影。于是,我给中央劳动部李立三部长写了信,说明我从小当养成工、在厂入党等表现和家庭经济拮据等情况。不久就收到复函,称如原单位同意接收,即可复职。随后又收到晋生纺织厂的来信,说鉴于劳动部批示和我原在厂工作表现,经研究,同意回厂工作,职位是工会干事。
  
  1956年11月,我回到工厂,具体负责全厂体育工作。当时的晋生厂,体育与太钢齐名,全市领先,是全省先进集体。厂里根据全厂近3000名职工中大部分是女同志的特点,健全了篮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举重队、自行车队等二十几个团队,我经常带队到杏花岭体育场训练。特别是女篮,隔三差五去市内比赛,引起广大市民的兴趣。在厂区的灯光球场,每晚有男篮或女篮比赛。那时,文化生活单调,看一场篮球比赛是享受。
  
  我们在工人中普及“劳卫制”,定期举办运动会,培养出了一批等级运动员和裁判员。1958年,我厂荣获全国体育红旗单位称号,印花女工郝银兰获得自行车运动健将称号,我获得篮球和田径国家二级裁判员称号,是当时最年轻的裁判。我参加省第一届全运会裁判工作,还到大同等地做裁判。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是厂女篮的三任教练,厂女篮曾获得全省纺织系统亚军。
  
  1957年底,工厂精简机构,下放干部,我被下放到车间当工人。这时,念书学到的一点文学知识派上了用场。我体验生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连续写出几个短篇小说。其中,《杨育英与王玉来》在当时山西唯一的文学刊物《火花》发表,引起省市文联的关注。1964年,我旁听了全省第一届文学艺术家代表大会,仰听了赵树理等名家的报告。这以后,我发狂似的爱上了文字工作,先后写出了《金山大爷》、《表兄妹》、《终身大事》等短篇,在《火花》和《工人文艺》发表。“文革”前夕,我参与了市戏研室以鲁克义为首的现代晋剧《织锦哥》的创作活动。鲁克义原是我的领导,工人出身的作家,后调省市文化单位,曾任省文化厅厅长、党组书记,是我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
  
  1958年暑期,我们厂和全市工厂一样掀起办学热,不到一个月,就招生一千多。我是师范生,理当去教书。
  
  按校长的说法我是文体教员,负责全校文艺活动和体育教学。早上带着学生在大街上跑步,上午和下午的课满满当当,晚上编写演唱材料,为频繁的汇演做准备,还得管理无线电,训练篮球队等,忙得团团转。当然,读小说、搞创作是深夜的事。好在学校有的是钱,因为全校一半学生要轮流到车间实习劳动,而针织厂的技术是熟练性的,几周时间就可掌握,所以收入颇丰。校长对我说,工作需要啥就买啥。我订书报十几种,买文体器材不计其数。我就睡在“器材”中,有资料,有时间,有空间,经常通宵达旦看书、写东西。校长常来看我,摸着我厚厚的头发开玩笑:“王老师——忘了死——真是个好老师。”困难时期,我浮肿了,校长在大会上说,这还了得,把我们王老师都肿了,给他吃黑豆(当时只有高干才有此待遇)。他还断不了过问我的婚事。
  
  不知什么原因,1959年“反右倾”时,政治教员等几个人说我是彭德怀的应声虫,趁校长外出,组织人马批判我。说来也怪,平时连一句完整话都说不出来的红旗班主任们,一套一套批我是“地主的孝子贤孙”、“白专”、“光宗耀祖”,整整批了一上午。下午刚要批我利用小说“反党”时,校长回来了。他说:“批什么批,让他戴罪立功去。”原来他从市里会议上得知,全市技工学校文艺汇演在即,我校要准备好,拿第一。我和我的“名角”学生昼夜奋战,夺得全市几十所学校参赛第一名。
  
  1959年4月修汾河水库,我与由400多名学生组成的太原二团一营开赴工地,每天用小平车拉着山上的土往河坝内的水里倒,据说这是苏联的“水中倒土”施工法。几万人挤在窄小的河滩住帐篷,睡湿地,粪便管理不善,苍蝇一抓一把。我们营部和医务室合住一顶帐篷,营长(校长)和副营长住中间,我把门。领导身体不好,从太原捎来一床板铺用,我则把肥皂箱的24块小木板当“褥子”。我每天给工地广播写稿,表扬我营的好人好事。我和校长等人创作了“小平车快如飞,一辆跟着一辆追,如是星星追太阳,不知谁是头来谁是尾”快板诗,描写工地劳动场景。还有“抢晴天,干阴天,起早搭黑顶一天,完成任务回太原”等。由于每天广播太原二团一营王文生的稿件,工地总指挥、副省长刘开基还与我谈过一次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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