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是山西省会太原市所属的娄烦县，是从原静乐县分割来的一个小县，原属吕梁地区管辖。1971年建县时，人口不足十万，荒山秃岭，沟壑纵横。从前，有一位姓罗的县令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十山九牛头，汾河向南流，富贵无三辈，清官不到头。”概括了静乐县的全貌和民风。
　　
　　一
　　
　　据王氏家谱记载，元朝末年，先祖王瑞由南京赴任娄烦县令，卸任后率胞弟王浩及家眷定居城北村，耕种田地，开设学馆。明代中叶，王浩的六世孙王仲宣由城北村迁居新王庄，后改为兴旺庄。我们家是王仲宣九世孙王迁章的后代。王迁章有四子，其长子王尚绪是我的曾祖父。
　　
　　据说曾祖父心眼好，农活好，遇事肯吃亏，种地早知道。老天关照，给了曾祖父一个发家的机会。一年年关，他为办年货，在急急忙忙去庄儿上（今米峪镇）的路上，碰见一头骡子立在路上，旁边躺着一青年男子，满满一只褡裢扔在身旁。经过一番急救，曾祖父把青年男子护送到了庄儿上。原来这位男子是晋中商家掌柜，年终去岚县、静乐各分号结账收银归来，因走骡受惊，落地昏迷过去。商家掌柜感激救命护财的大恩，执意酬谢，但被谢绝。最后，商家掌柜决定，为我家提供货源，开办杂货铺，卖完只收本不收利。
　　
　　十几年下来，我家成为全村较富的人家，土地有二百多亩；房屋扩建了前后两院三十余间；开办有粉坊、酒坊、油坊；喂养着几条牛和三头骡子、一百多只羊。
　　
　　正当家业发达时，人到中年的曾祖父却死了婆姨，不久续了弦。后娘对我祖父虽然还好，但他总觉不自在。因此，常到西果园村的亲娘舅家中居住，并跟人学武艺、练身体，长成了彪形大汉。他力量过人，八十斤重的大刀他能舞背花，一百二十力的硬弓他能拉开。官府定期考武秀才，他在忻州府一次考中。进入中年，祖父是又吃“洋烟”又耍钱，赌博占去他大部分时间，耗去大量精力和财力。
　　
　　祖父对全家的最大贡献是千方百计供独子念书成才，先期入本县最高学府“二高”就读，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员。但我父亲仍不满足，想到省城深造。
　　
　　送儿子到省城上学，学杂费和生活费太贵，怎么办？祖父想到用联姻的办法，找一富人帮助，于是想到了财主郝维喜。
　　
　　郝维喜在娄烦等地开了杂货连锁店，并与其他富人包收静乐县南路（今娄烦县辖区域）税收，有时，瞅准时机，也单人匹马去陕北地区做黑（洋烟）白（银元）买卖。可他大字不识几个，也想找一个文化人做自己长女的女婿。
　　
　　我的父亲王书云（1907-1990），字汉章，五短身材，卧蚕眉，丹凤眼。他结婚后，受到岳丈郝维喜的器重。为了给大人省钱，他主动选择收费较低，相对难考的“平民中学”。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借本乡学子王守浩的高中毕业证考入山西法政学校（大专）。入学不久，被校方发现开除。按当时法规，他的中学学籍将被注销，但教育厅长黄丽泉召见他时，承诺只要他读完高中，可免试入“法政”上学。父亲于1933年平民中学毕业后，本应读高中，以求上“法政”，由于时局动荡，家境渐衰，他只好委屈地考入有生活补助的山西省立第一师范高师部就读。当时，静乐县为选拔在省城读书的本土学生回县任职，不断派官员去太原考察。1936年，父亲刚毕业即被委任为娄烦“二高”校长。后县里要在静乐北路开办“四高”，调父亲去任校长。时过一年，县政府新置第四科（主管基建等），是全县继民政、司法、文教三科后的第四个科室，父亲被任命为科长。
　　
　　日寇侵占静乐县后，县政府迁到娄烦一带。第四科在三元村的一个庙里办公。1940年某天，新旧事变，牺盟会所属决死队围攻了县政府驻地，父亲急中生智，拿个钵盂装作和尚，逃了过去。后经新政权集训，他主动要求回乡务农。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在本村和附近村庄创办了“抗日两级小学”，他是教员兼校长。他走村串户，动员学生入学，在被日寇烧毁的破庙里上课，工薪是每月45斤小米。他主动请缨，不畏艰险，开创局面，培养后代的举措，受到政府和乡人的肯定。对此，《娄烦县志》和《太原市教育志》记了一笔。
　　
　　日本鬼子投降后，父亲被聘到部队在娄烦镇开办的一个合作社工作。他不善经营，又有亲朋好友常去赊账，把合作社办垮了。此时，陈伯达在距我村五里的大圣堂村搞“土改”试点，称做“村村点火”，搞得有点家产的人人心惶惶。他怕挨斗，更怕新旧账一起算，便决定到太原阎锡山统治地区躲避。
　　
　　真巧，郭家庄的郭升荣也想往太原跑，但苦于无路条，父亲手中正好有合作社盖有部队公章的空白介绍信，两人便于1946年秋天连夜去了太原。
　　
　　时局正乱，找事干难于上青天。父亲在静乐会馆住下，四处找熟人，找门路。十几天后，终于找到了原来平民中学时的恩师，时任农民银行襄理的阎佩诗。阎老师让他顶替一个不知去向的年轻人的名字，在农民银行做记传票、打算盘、点钞票和迎来送往、保管、事务等杂事，工薪可观，每天还可免费喝一茶缸上好的汾酒。
　　
　　战事越来越紧，阎锡山把城里在龄的男人编入“兵农合一”的战斗序列，上城防御。父亲顶替的那个人，年龄在编，将被拉到炮火连天的城头。危难关头，郝端文救了他。郝端文是离我村不到十里地的张家庄村人，在阎军里混了个小军官。太原吃紧时，他父亲舍命来寻他。郝父是个老农，来到太原心急无措，我父亲帮他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又给他五块大洋救急，使父子相见。那阵子，郝端文正在征兵处，没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我父亲不必入伍的问题。
　　
　　太原解放不久，新政府招收旧职人员入山西公学学习，以备为各行各业培训工作人员。父亲报考时，只填了登记表就被接收了，原因是他隽秀的小楷告诉招考人员，他是个念书人。山西公学结业后，父亲被分配到太原王家坟学校教书。
　　
　　父亲教了一段书就不干了，又想回原籍，闲在家半年多后，去灵石富家滩从事煤炭经营。
　　
　　1952年初，经父亲在二高当校长时的得意门生、时任静乐县文教局长的王声的推举和保荐，父亲回到静乐教书。初回来，已是县里干部的我大哥，怕父亲因曾逃往太原受政治影响，引他去公安局“报到”，经查看山西公学结业证书和太原教育管理部门的介绍信，文教局分配他到师范教书。
　　
　　静乐师范班学生毕业后，师范停办，改为中学，父亲继续担任教师、班主任和语文教研组长。1961年，领导照顾父亲，把他调到离家近的娄烦中学任教。他既是语文教研组长，又兼教英语。为教好学生，他每天早上坚持背诵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十几分钟。
　　
　　父亲有10个儿女，一大堆人的生活全靠他一人工资维持，虽一贯省吃俭用，但仍经常透支举债。他长年抽旱烟，招待客人也只买几分钱一盒的“绿叶”牌。每到子女开学，他总得向人借钱。上世纪50年代，为供我们上学，他喂猪卖钱。他去学校挑泔水时，身后常有师生议论，委实尴尬。
　　
　　由于父亲的培养，我们兄弟姐妹有7人分别接受了初师、中专、大专、大学教育，三代人中有10人从教，有留学美国、加拿大、法国的博士、硕士。
　　
　　二
　　
　　我出生于1935年农历九月。那些年，父亲在太原读书，母亲常年住娘家。几年后，父亲毕业回来，母亲回家，我仍留下给妗子看小孩。这样，我少年的大部分岁月是在舅舅家度过的。
　　
　　后来，我看护的那个孩子夭折了，就回到自己家。当时，父亲已逃到太原敌占区，大哥又被“清理”回家，家中少吃没穿，尽喝高粱糁糁汤，没法养活我这个“半桩小子”，于是，把我给了西川河家兰村无子女的老两口做儿子。老人待我像亲生，给我做好饭菜，让我睡热炕头。我白天随“大”上山驮柴，晚上怎么也睡不着，想家心切，时间不长还是回去了。我给人做“儿”的事，还是第一次自行透露。我以此告诫自己：文生，你想一想自己的过去吧！
　　
　　1946年，母亲用聘嫁我姐的钱，给大哥娶了媳妇。大哥婚后不久，又去外地念书。第二年冬天，“土改”开始了，我和母亲、大嫂、三弟被“扫地出门”。我家被划为地主，其实早已破产，房子被日本鬼子烧光，土地因无成男经营，收成甚少，也无浮财。所幸父亲从小在外念书，在村里涉事不多，从不得罪人，没几天就平稳下来。
　　
　　1949年4月太原解放，母亲马上让人送我去找父亲。有一天我走到晋生纺织厂（现五一路小学斜对面，省电力公司处）门前，见有人登记招养成工（童工）。一位穿灰制服的解放军干部一听我说话的口音，看我的穿戴，认定我是从晋西北解放区来的，主动和我认了老乡，并叮嘱我在本厂找个担保人就可上工。
　　
　　我们这批养成工约有30人，每人每月工饷45斤小米。学成后，工厂正式开三班，每班配备八名落纱工。学徒或考核之间不合格者自动离厂或干杂活。大伙为争取当落纱工，多挣工饷，拼命学，苦心练。我们每天上12小时（中间吃饭半小时），白班是早6点至下午6点；夜班是下午6点到次日6点。我练绷线头、接线头，练站功，练走路。纺纱工一个班至少巡回走60里，几个小时不能坐。白班还好熬，夜班太累人，有时站着就睡着了。经过一年苦练，我和另一人考得最好，我出师了。
　　
　　1950年6月，我正式上机落纱。这是细纱工序除挡车工外的主要工种，要有一定的体力，所以由小伙子担当。具体操作是，左手从机子上拔下纺满纱的纱锭，放在腹前的布围裙里，右手把空纱筐插到空纱锭上，而且要左手一起右手就下，既要速度又要技术，还要体力。
　　
　　我不仅落纱又快又好，还常帮挡车工干活，大伙都喜欢我。在同工种中，我的工资最高，月薪达到53万元（旧人民币）。下班后，扭秧歌，打腰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时参加夜校，写日记，赞颂苏联老大哥……接管工厂的军代表对我很好，先介绍我入团，后又让我入党，成为候补党员，候补期一年。1951年“七一”党的生日，我还以“青年党员”的身份去太原广播电台作了直播讲话。
　　
　　这之前的半年时间，父亲因身体等原因，未去教书，家中生活由我承担。当时，50斤一袋的绿象粉4万多元。按说，我月薪不少，养活几口人足足有余，但父亲不愿拖累儿子。为了安排我在太原的生活，他临走前要我结婚，女方是他的恩师阎佩诗的女儿。前面说过，阎佩诗是父亲平民中学时的老师，更是1946年来太原时的救急恩人。我把要结婚的事向党组织汇报，未得到批准，原因是我不到结婚年龄（当时婚姻法刚公布），女方情况不明。在“要党员还是要老婆”的斗争中我选择了后者，其结果就是被取消候补党员资格。
　　
　　被取消候补党员资格后，我走路溜墙角，见人不言谈。作为工厂党组织公布的第一批入党的唯一青年人，我无法接受。我本来就反感这桩婚事，一来二去，几个月的婚姻就结束了。事后，我赌气请了长假，跟返回原籍教书的父亲到静乐读书。
　　
　　1952年5月，我到静乐一完小高三班插班，经过两个月的攻读，加上在太原工人夜校学到的点滴，居然拿到了高小毕业证。这一年是全省普及初中教育的第一年（过去静乐、阳曲等一般县无初中），忻州地区统一招生，我应试只考了个“准备生”。以往中学只取正取生、预备生，“准备生”可能是为满足大面积招生而设的。果然，阳曲县（时属忻州地区）生源不足，从静乐县调学生，要求好差搭配，我是以差等生进入黄寨阳曲中学的。
　　
　　初中三年，我在全班考试中常考三名或五名。这倒不是我聪明，而是那几本竖排的教科书不够我这大小伙子读。课余时间，就是打篮球。二年级的冬天，全校赛球，班主任徐老师见我穿一双张嘴的球鞋，脚都冻肿了，给了我一双旧棉鞋，并用我在作文中写的“大凡有所建树的人，都是读书用功的人”的语句勉励我，使我十分愧疚。阳曲中学阎志考老师是全专区有名的地理老师，他在每年的中考阅卷中认识了我父亲，他经常问我缺不缺钱花，多次借给我钱。
　　
　　阳曲中学有三个初中班是附设在阳曲师范的。全校七个班，最高年级是师三班。我们中二班是体育强班，乒乓球赛全校冠军，篮球赛打败师范班夺魁，我是主力兼副队长。
　　
　　我初中毕业后参加了中考。第一批考技校，那是当时最吃香的学校，当工程师、技术员是学生最高目标，我当然考不上。第二批考中师和高中，试题一样，一并考试。当时忻县地区只有五寨师范和忻县师范各招50名中师生。报考师范有助学金，除伙食费外还有零用钱，竞争十分激烈，二十几个人中取一名。我很幸运，不但考进忻师中三班，且成绩不错。
　　
　　第二年开学时，为了供我和弟弟上学，父亲赔着笑脸向人借钱，我难受极了。自己小时候当工人挣钱给家里，成人了反还要大人养活。且家中又添了弟妹，入不敷出。该怎么办？我想到了回厂上班。我原来所在的细纱乙班是1951年全国工业战线的先进集体，中央领导人接见过我们的班长，还有合影。于是，我给中央劳动部李立三部长写了信，说明我从小当养成工、在厂入党等表现和家庭经济拮据等情况。不久就收到复函，称如原单位同意接收，即可复职。随后又收到晋生纺织厂的来信，说鉴于劳动部批示和我原在厂工作表现，经研究，同意回厂工作，职位是工会干事。
　　
　　1956年11月，我回到工厂，具体负责全厂体育工作。当时的晋生厂，体育与太钢齐名，全市领先，是全省先进集体。厂里根据全厂近3000名职工中大部分是女同志的特点，健全了篮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举重队、自行车队等二十几个团队，我经常带队到杏花岭体育场训练。特别是女篮，隔三差五去市内比赛，引起广大市民的兴趣。在厂区的灯光球场，每晚有男篮或女篮比赛。那时，文化生活单调，看一场篮球比赛是享受。
　　
　　我们在工人中普及“劳卫制”，定期举办运动会，培养出了一批等级运动员和裁判员。1958年，我厂荣获全国体育红旗单位称号，印花女工郝银兰获得自行车运动健将称号，我获得篮球和田径国家二级裁判员称号，是当时最年轻的裁判。我参加省第一届全运会裁判工作，还到大同等地做裁判。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是厂女篮的三任教练，厂女篮曾获得全省纺织系统亚军。
　　
　　1957年底，工厂精简机构，下放干部，我被下放到车间当工人。这时，念书学到的一点文学知识派上了用场。我体验生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连续写出几个短篇小说。其中，《杨育英与王玉来》在当时山西唯一的文学刊物《火花》发表，引起省市文联的关注。1964年，我旁听了全省第一届文学艺术家代表大会，仰听了赵树理等名家的报告。这以后，我发狂似的爱上了文字工作，先后写出了《金山大爷》、《表兄妹》、《终身大事》等短篇，在《火花》和《工人文艺》发表。“文革”前夕，我参与了市戏研室以鲁克义为首的现代晋剧《织锦哥》的创作活动。鲁克义原是我的领导，工人出身的作家，后调省市文化单位，曾任省文化厅厅长、党组书记，是我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
　　
　　1958年暑期，我们厂和全市工厂一样掀起办学热，不到一个月，就招生一千多。我是师范生，理当去教书。
　　
　　按校长的说法我是文体教员，负责全校文艺活动和体育教学。早上带着学生在大街上跑步，上午和下午的课满满当当，晚上编写演唱材料，为频繁的汇演做准备，还得管理无线电，训练篮球队等，忙得团团转。当然，读小说、搞创作是深夜的事。好在学校有的是钱，因为全校一半学生要轮流到车间实习劳动，而针织厂的技术是熟练性的，几周时间就可掌握，所以收入颇丰。校长对我说，工作需要啥就买啥。我订书报十几种，买文体器材不计其数。我就睡在“器材”中，有资料，有时间，有空间，经常通宵达旦看书、写东西。校长常来看我，摸着我厚厚的头发开玩笑：“王老师——忘了死——真是个好老师。”困难时期，我浮肿了，校长在大会上说，这还了得，把我们王老师都肿了，给他吃黑豆（当时只有高干才有此待遇）。他还断不了过问我的婚事。
　　
　　不知什么原因，1959年“反右倾”时，政治教员等几个人说我是彭德怀的应声虫，趁校长外出，组织人马批判我。说来也怪，平时连一句完整话都说不出来的红旗班主任们，一套一套批我是“地主的孝子贤孙”、“白专”、“光宗耀祖”，整整批了一上午。下午刚要批我利用小说“反党”时，校长回来了。他说:“批什么批，让他戴罪立功去。”原来他从市里会议上得知，全市技工学校文艺汇演在即，我校要准备好，拿第一。我和我的“名角”学生昼夜奋战，夺得全市几十所学校参赛第一名。
　　
　　1959年4月修汾河水库，我与由400多名学生组成的太原二团一营开赴工地，每天用小平车拉着山上的土往河坝内的水里倒，据说这是苏联的“水中倒土”施工法。几万人挤在窄小的河滩住帐篷，睡湿地，粪便管理不善，苍蝇一抓一把。我们营部和医务室合住一顶帐篷，营长（校长）和副营长住中间，我把门。领导身体不好，从太原捎来一床板铺用，我则把肥皂箱的24块小木板当“褥子”。我每天给工地广播写稿，表扬我营的好人好事。我和校长等人创作了“小平车快如飞，一辆跟着一辆追，如是星星追太阳，不知谁是头来谁是尾”快板诗，描写工地劳动场景。还有“抢晴天，干阴天，起早搭黑顶一天，完成任务回太原”等。由于每天广播太原二团一营王文生的稿件，工地总指挥、副省长刘开基还与我谈过一次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