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82岁了身体还这么好，就是因为我劳动的机会太多了。哈哈。怎么说？我跟你讲讲，就明白了。
　　
　　我1928年生在汾阳，是养父母花200块现大洋买过来的。养父是个商人，做绸缎生意，内蒙、太原到处跑。等到我开始念小学时，就成了问题。大人生意做到哪，我也跟到哪，辗转了四个地方，汾阳村里，汾阳县城，内蒙，然后是太原。总共进了五个学校，还没把小学念完，才读了个五年级。
　　
　　这时，年龄也不小了。家里也没打算继续供我念书。他们把我养这么大，是希望我挣钱养家。1943年，15岁了，父母送我出去当学徒。做什么呢？打杂。小孩不懂得，家里人还哄我，说有吃有喝，好像是享受去了。去了才知道是受苦。从你进酒店，就磕了头，然后到死，都在酒店，进店就写好契约了。也不是卖身，是个规矩。留下你，就得学到头，做到老。和现在的酒店不一样，说白了就是酒厂，做酒的酒坊。说起来也奇了怪了，那时在山东开酒店的人很多，还都是汾阳人。我在那里干些粗活，和别的那些会点计算，识点字的学徒比起来，我算是有文化的了。很简单嘛，我小学念的时间长，基础打得好。
　　
　　那个时候，整个社会也乱，一会儿是八路军过来，一会儿是国民党过来，我年龄虽然不大，已经很有主见了。我想，要是天天搬麻袋，酿酒，这样干一辈子，根本没出路。家里人当初还劝说，太阳晒不着，雨淋不着，你还要怎么样呢？
　　
　　我不甘心，这样天天在店里耗着，太没劲了。中途还偷跑过一次，想去投八路。结果从兖州出来，到了曲阜，找不到路了。半路上遇到一个青年，好像是国民党游击队的一个人，我问好走吗？乱世嘛，世道不好。他说，不好走，前面有国民党的人。要是听出你是外地人，被抓到了，是要活埋的。他劝我，说，你最好别往前走了，前面太危险。
　　
　　当时是春天，又饿又冷。出门身上就带了两个饼子，早就吃完了。我就在那野地里走来走去，踢石子，想要是石子能踢住前面那棵树，就继续找。结果踢中了。我就往前走。可是身上又没钱，寸步难行啊，只好往曲阜返。曲阜那么大一座县城，还不如兖州，死气沉沉的，又破又荒凉，店铺关门的比开门的多，街上也没什么人，偶尔见到几个光屁股的小孩也是呆呆的，想起孔夫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心里也不好受。我不知道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就在街头乱走一气，现在还记得那些用石灰水涂抹的口号，什么“戡乱建国”、“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啊，还有用土红粉写的“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改革！”“踊跃参军，支援前线！”什么的。我也是后来听说，当时国共两军确实在曲阜七进七出，发生过激烈的拉锯战，老百姓就是在这夹缝里艰难活着。
　　
　　失望是肯定的。但我还是不死心。就是因为听说八路来了这么多次，想着八路可能离这里也不远，就想着重走一条路运气会不会好点。就先住了一晚上。一觉醒来，发现身上盖了个毯子，可能是店家见我可怜给盖的。早上他还端了一碗糊糊给我，里面有玉茭子面、花生。这东西换成平时，我哪吃得惯？我在酒店吃得多好。现在都顾不上了，填饱肚子再说。
　　
　　到底还是没找见八路。又回到了酒店。店里的人也知道我干什么去了，只是当时大家自顾不暇，也没人出来明说，取笑我什么的。八路军没找到，没成想这年大年初一，新四军却来攻城了。往外的交通完全断绝，城里粮食啊水啊什么的，奇缺。仗打得很艰苦，吴化文的部队竟然守住了城，那些当兵的真苦。不过再苦也没有老百姓苦。先是把窖藏的东西挖出来吃，后来连驴骡带狗马牛羊，甚至猫鼠全都吃光了。好不容易盼来了空投物资，却偏偏有时错投到城外去了。当兵的听到新四军的欢呼声，气得跺脚大骂：“他奶奶个熊！空军瞎了狗眼！”
　　
　　围了几天，城也没攻下来。就像吴化文当时夸下海口说的那样，可能真是城防工事异常坚固，火力配备严密。等到围城的人一走，我出去一看，好家伙，连护城河在内，铁丝网、鹿砦、棘藜、地雷区、碉堡群，五六道防线呢。
　　
　　要说打仗，大致就这么点印象。
　　
　　虽然当学徒挣不上钱，有个好处是，平时不给你工资，但吃喝也不用花钱，到了年底，还会结一次账，相当于替你攒起来了。做了两年多学徒，我已经有了两百张豆饼了。这个豆饼也是计算工资的一种方式，当时华北都是日伪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把大米定成军粮，禁止私售私买，后来又把物资统制到其他粮食。国民党接管后，物价也非常离谱，钱哪里是钱，连纸都算不上，对百姓实用的硬通货就是粮食了。我才十六七岁，已经有了这么多豆饼，钱不少了。我就琢磨着去读书。
　　
　　上学时也和家里联系了，可他们哄我，说你好好干吧，到时回汾阳念，汾阳有高中嘛。我当时年纪虽小，可也懂得了，要是能在汾阳继续念书，干吗要把我送去做学徒呢？你什么时候送我念呢？我都已经耽误了五年了。我没听家里的。
　　
　　再说，国统区的学校对学生都挺好，一分学费不花，一年还有几身新校服。
　　
　　1946年，我去了兖州中学，上了一年半就毕业了。上课不敢提问题，提问题就把你暴露了，你这么个水平，不行嘛。我就问同学，问老师，硬补。到了初三，我已经在看高中的书本。人家的孩子都是一边上学，一边玩，一边成长，我不是，我是边打工边念书。
　　
　　每天就吃煎饼。我在酒店不是存有钱嘛，然后跑到集市上买煎饼，一直吃到星期五，煎饼都长了毛了。老师看见后说，你光吃煎饼，不吃盐，会看不见的。我就到灶上拿点盐，就着盐粒吃煎饼。同学们看见我很可怜，时不时地还给我端来一碗面汤。我总共才200张豆饼，豆饼要是花完，生活费没了，就没法儿继续求学了，所以能省则省。
　　
　　我的功课赶上后，就出开洋相了。一辈子都是这样，不安分。平时的作文，都是要批改的，有次没有批改，同学们闹意见，嚷嚷说老师不负责任。我呢，不吭声，就给他写了这么四句话：“老师不堪改，作文程度低，若要再作文，雄羊生子兮。”结果因为这个，气得他要把我开除。
　　
　　幸亏我平时在学校里人缘还好，力气大，干活多，同学们都比较喜欢我。听到我要被开除，都联名为我请愿，求老师。原来的老教员也替我说好话，说我离家远，求学不容易。学校领导调查了一番，念我初犯，就折中处理了：留校察看。
　　
　　我年轻气盛，哪里觉得这是什么事儿啊。现在回过头来细想，我还是太爱出风头了，太爱较真了，这个社会又有几个人听得进直言，容得下意见呢。我是说我就是太爱提意见了。这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性格嘛就是个这。要改真是太难了。这一辈子都这样了，我也不后悔，再说后悔也不顶用嘛。这个是牢骚话，不说了。
　　
　　受了那么大的处分，我也没慌。只要让我在学校里呆着，让我有书念，就足够了。
　　
　　1948年，山东打开了仗。省教育厅组织学校南迁。我们就流亡到了江苏，在宜兴海岱中学。借宿在一个庙里面。一共念了一年多。当时各地的学校都有。济南临时中学也迁过来了，就在杭州附近。我不安心在海岱听课了，又跑到济南临中听了听课。听课很随便，登记下就行了，情况还更好了，竟然管饭。
　　
　　眼看着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也要解放了。国民党有门路的都跑到台湾去了。有钱有势的，都乘船坐飞机走了。我又没钱，又没人指点，往哪里去呢？解放一个地儿往南跑一点，解放一个地儿往南跑一点。所有的大学都解放了，我去哪里上大学？全国打成一片，我担心的却是去哪里念书。我又发表意见，说，不用跑了。其实也是没法儿跑了。
　　
　　就和大部分留守学生往徐州走。反正只要有饭吃，有衣穿，有书念，跑点路算什么呢？我不怕辛苦。国民党对学生还是不错的，念书吃穿住不要钱，坐船坐火车坐汽车也不要钱。
　　
　　不曾想，走到半道上就被解放了。一帮子学生，就在徐州就地休整，跟打仗似的。叫我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解放军往北走，我们也跟着往北。折腾了一圈，又回到了济南。
　　
　　当时，八路军在济南办了个军政学校，叫华东大学。接管干部看我们这些学生还有改造的余地，就把我们接收过去了。这个华东大学，是给共产党培养政治干部的，算是党校。上了几个月后，华东大学分了系，又和山东大学合并，学校也搬到了青岛。我正式念上了中文系。
　　
　　念了中文系，想着既然专门搞开这个了，也不能白念，就动笔写作。本来是暑假无事草草写就的一篇习作，没想到被老师看中，当成范文，在全中文系讨论了两星期。年轻人嘛，都有虚荣心。何况我还真是对作文有兴趣。后来，无论碰到什么困难，我一直没有放弃过写作。
　　
　　学校环境好，待遇也不错。按照正常的轨迹，我大学毕业，然后找一份不错的工作应该没有问题。我历史清白，什么后顾之忧都没有嘛。
　　
　　可我是个积极分子。1951年，国家号召青年人志愿从军支援朝鲜，我大学也不念了，拿了个结业证，就去大连海军学校做了工作员，当一个排长。我当时是这么想的，要写东西，你必须得有生活。在部队也没待多长时间，不到一年，我就回了太原。
　　
　　先是在房地产公司当科员，再到太原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室当秘书，然后又跑到市文化局。哪个单位呆的时间也不长，不是刚解放嘛，百废待兴，哪里要我，我就去哪里。去了哪里我也没想着争什么名和利，就是一门心思写东西。
　　
　　1956年，山西省开第二次文代会的时候，文联就发现我了，王樟生也是那个时候被发现的。我那会儿已经在《人民文学》发了两个短篇。文联书记李束为直接就把我要过去了。连人带书稿。我当时还写了一部十五万字的长篇，就是那本《汾河上》。这本书完全是图解政策，现在看来，非常幼稚，说起来都丢人了，但在当时能跟得对政策，能理解得对政策也不容易，还是很当回事的。西戎就说，范彪你一来就扔出半块砖。马烽也动员我放弃工资参加专业创作。
　　
　　开完文代会，我们就开始筹备办《火花》。可以到编辑部上班，可以天天和文字打交道，那是真激动。你想想，我一个写东西的，到了这个地方，不是找到用武之地了嘛。这个院子里写东西的人都称得上如雷贯耳，西李马胡孙，哪个不是一方重镇？我倒也不是想着跟他们在一起，从此沾了多少荣光。我想的是，我范彪也是能做出点成绩给大家看的。
　　
　　工作不认真怎么行？我这个人就是爱较真。平时开个编务会什么的，问有什么意见没有？大家就把自己那部分稿子看了，提上点问题。我呢，我把一本杂志都要看一遍，等到别人说完了，我就举手。我说，我还有意见。我把别人没发现的问题都找出来了。
　　
　　我说话太直，光懂得写作的规律，偏偏愚顽，没有顾忌到说话的艺术，工作过了头的后果就是，惹人反感了。
　　
　　1957年，全国反右，我到编辑部才工作一年，一下就被打倒了。当时编辑部有四个人被打成右派，我因为没什么历史问题，就是爱提点意见，算是比较轻的了。
　　
　　直接送到大同劳动教养了两年。工资也不给了，家里全靠妻子一手操持。到1959年才回来。什么心思都有，但最想的还是吃饭。劳教了两年，可能是活干多了，饭量变得特别大，一顿得吃一盘子窝窝头。吃饱了，我想的还是怎么去创作。情况都那么困难了，我也没想过别的出路。
　　
　　回来了，还是在编辑部。我坦白得好，历史上又没问题，大家对我蛮和气，好像这两年完全没有离开一样。但那日子真叫个难过呢。没摘帽子之前，编辑部不允许我创作。1960年，我摘掉了帽子。摘和没摘，没什么区别，但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摘了帽子后，有作者来编辑部，我可以和他谈，可以告他稿子怎么写。外面的作者都认识我。你当编辑，必须自己能写，要不然他们不会佩服你。
　　
　　别的什么也不能干，精力又那么旺盛，我只能认真用心看稿子。当时负责编辑部工作的是李霞裳，这稿子发不发，你得通过她，她知道刊物怎么编，给你把故事讲一讲，她一讲，我马上领会了。
　　
　　也是巧了，有时候碰到一本刊物都是我改的，拿出一篇是我改的，再拿出一篇还是我改的。一个字一个字地改，改得一塌糊涂。反正原文的意思我不会动，到最后出来的校样，密密麻麻，都是我的字。改得真绝望。有时到水库劳动几个月，有时候去种地，编辑部碰到这样的差使，都是我去。我的出勤率是最高的。我也没什么意见，谁让我是男同志呢。就这样，稿子还给我留着，劳动完了继续编。
　　
　　我这个本事没用在创作上，大好青春，全用在改稿子上了。
　　
　　都这样了，我还是很喜欢，没有任何权利，不能创作了，所以我就一门心思改稿子。
　　
　　有个同事说散文能不能老老实实地写，她的意思写得俏皮点都不行。好像稍微讲究点就成了花哨，成了卖弄，远离人民大众了。文学文学，没有点文采还叫文学？完全是通讯报道嘛。就是通迅报道也不是这么个写法嘛。还说成语这些死去的语言、巧妙的语言都是学生腔，不能用。这是什么理论嘛。就是赵树理，他的语言也不全是农民的语言啊，他的语言可洋气了。有时候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完全沟通不了。
　　
　　开编务会时，我还是老样子，爱提意见。一条一条的，头头是道。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发言，我当然得说。
　　
　　结果又把人给得罪了。
　　
　　人，虽然回来了，但两年时光，已经把我完全逼成了右派。我自己怎么想先且不说，大家已经把你定性成右派了。好像这个右派就是与生俱来的了。好在编辑部的小环境还好，夫人多女士多，像段杏绵，郁波，王樟生，对我也还算温和。再说，只要让我写作，让我看稿子，我就知足了。
　　
　　我想着，只要表现好，肯劳动，看人们的眼色行事，组织应该不会熟视无睹，不说给我换一种待遇，至少会相安无事吧？
　　
　　我就这么点要求了。
　　
　　一点空间，一份安宁，只要让我写，就行。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创作，不能创作，我的人生就没意义了。但这时让你写点东西，也就是跟着政策跑，你想写点有个性的，写点风花雪月，完全是办不到的。要有这个苗头，马上就会被批斗。建设无产阶级，讲求的是大公无私，你搞小资搞腐朽没落的这一套，怎么能行？但完全停笔又不可能，也只好装模作样写些颂歌。上面说什么，我就编个什么故事。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
　　
　　说起来，情绪好像是有点夸张了，不过确是我真实的想法。
　　
　　幸好妻子对我不错，我被打成右派，离家多年，家里的所有事务都是妻子独力支撑。我1954年结婚，大儿子咿呀学语、大女儿刚出襁褓时，我已被打成右派，二女儿一出生，我已进了劳教队。最小的女儿出生时我在机关烧锅炉。
　　
　　后来我想，我摘帽子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能劳动，我劳动得好，全文联的锅炉都是我烧。1961年，文联机关的暖气锅炉爆炸了，工人烧伤住院，就派我烧了一冬天暖气。领导看我烧三个锅炉，辛苦，表现也挺好，没什么怨言，就给我摘了右派帽子。那才叫真高兴呢，在院子里干活时不停地唱歌。为什么呢？当时有条规定，凡是被打成右派的，所有从事写作、画画的人一律不准再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你想象不到在那个年代管得有多严，发表一篇稿子得有介绍信，得有调查表，一旦你打成右派，要通报全国的，调查清楚了，你的文章才能发表。要是不知道你是谁，或者改了个名字，肯定也发不出来。这不是要人命嘛。批斗我，劳教我，我都能承受，但是，不让我思考，不让我表达，我接受不了。你看看我被打成右派那几年，有多焦虑。头发都快掉完了。我痛苦啊。
　　
　　这下好了，摘了右派帽子，我又能写东西了。
　　
　　既然规定对我不起作用了，那我就得赶快写。我都被右派四年了，浪费了四年大好青春岁月，还不写等什么？能发一篇也行。
　　
　　摘掉帽子的第二天，我就从平时写的稿件中挑出一篇四平八稳的小说交给了另几个编辑。大家看我都批斗了五年，还这么爱写，也有心放我一马，稿子经业务主编签了字，直接送到印刷厂发排去了。
　　
　　我以为我的春天真的到来了。
　　
　　没想到当时的一个副主编，是从上面调来的政管干部，根本不懂文学，可能就是看我这个右派不顺眼，认为右派分子就得安安分分歇着，怎么轮得上我出风头呢？他硬是从印刷厂把我的小说撤了下来。他不说为什么，就生硬地把稿子递给我，我当着他的面几下就把稿件撕掉了。你看看我的脾气。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
　　
　　不久，编辑部先后来了两个右派，其中一个是总政的名诗人公刘。公刘一到编辑部，《火花》就发了他的诗歌，然后各地纷纷来信找他约稿。
　　
　　公刘是右派，我也是右派，为什么他的诗能发，我的小说不能发？我就开始说怪话了。我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话传出去，自然又把我卡住了。
　　
　　都到了这个份儿上，我还能奢求什么呢？还能指望什么呢？便索性公开宣称：我是第一保饭碗，第二争取创作。如果创作影响到饭碗，我就先保饭碗。
　　
　　说起保饭碗，其实也就那么一说。知道吗？我在1956年就领到了1500元稿费。这可是一笔不少的钱。刚领到稿费，我就被打成右派了，哈哈。要是右派稍早点，我就领不到那笔钱了。就是靠这点积蓄，一家五六口人，才渡过难关。当时妻子在郊区文化馆上班，也没多少工资。所以说，我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要不是因为写东西，我得不到那笔稿费，但不写东西，我也打不成右派。安安心心在酒店做学徒工，说不定就是汾酒厂的一名高级技工了。工人多吃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