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的小说传统是一片林泉庙观遍布的大陆，西方的小说传统就是一片奇鱼异兽出没的大海。身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就算不读任何小说原典，也能从外公讲述的西游传奇、草台班子演绎的大观园往事或者是街边小摊上五分钱看一本的连环画《水浒传》中，感受到中国小说漫不经心的魅力。此种无形的浸润，让我在具备初步阅读能力之后，自然而然地走近那些古老而常新的著作。就像跟一位神交已久的朋友会面，这样的阅读感觉通常是欣喜而亲切，比较容易达到共鸣。但是，面对西方的小说，就如同一个习惯了在陆地行走、奔跑的孩子乍遇大海，惊奇中当含有犹疑，驻足不前或者试探入水都在情理之中。也许还有人拾到几枚贝壳就匆匆返身离开，然后向陆地中心的人们声称自己已见识过大海。如果只是把阅读小说作为消遣，那么，终生只在中国小说的园林中优游，也是件很惬意的事。但是，如果还对小说艺术心存向往的话，那么，放弃了去西方小说的深海中遨游，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和损失。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我成长的八十年代，西方小说开始大规模登陆中国。到了九十年代初，在我的家乡，湖南西南部一个偏僻的小县城，能看到狄更斯、果戈理、托尔斯泰、莫泊桑等西方古典作家们占据了新华书店文学专柜的半壁江山。但对于作为初中生的我来说，他们始终面容过于严峻。那时让我着迷的是《三国演义》、《封神榜》，还有《白话聊斋》。对于摆在不远处的那片异域风景，我无动于衷，缺乏探看的兴趣。女生们比男生们早熟，她们除了热衷于谈论在金陵十二钗中更喜欢谁之外，也以能列举西方作家的名字而自豪。有天我听到一位漂亮女生在教室里大声宣布莎士比亚是法国大文豪，顿时暗生疑惑，却又因无法断定自己记忆是否正确而不敢吭声。或许这正好反映了当时的少男少女对待西方经典的普遍态度：并未有过多少实质性接触，却又喜欢拿来作为炫耀的资本。我甚至怀疑不久后自己第一次集中阅读西方经典，也不过是追逐时髦。换而言之，是一种基于虚荣心的阅读。那次阅读应该是在十七岁左右，所读的是欧洲古典小说。在我硬着头皮啃完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巴黎圣母院》、《双城记》等声名极大的经典著作后，所收获的感觉竟是沉闷、枯燥、冗长。莫泊桑和契诃夫的短篇带给我一些阅读快感，但远远不足以抵消总体的恶感。很显然，这次阅读败坏了我对西方古典小说的胃口。很多年后，当我在王小波《我对小说的看法》中读到此句：“而在影视发达的现代，如果没有现代小说，托尔斯泰并不能让我保持阅读的习惯”，还颇有共鸣。
　　
　　在这次失败的阅读之后，我迅速转向，从大海重新回到陆地，开始追踪国内先锋派和寻根派作家们的足迹（我只是按照文学界惯用的称呼来使用先锋派和寻根派这两个词，实际上，这两个词远不足以描绘出当中一些作家作品的复杂性）。这个过程有两三年之久。如果说，中国古典小说让我领略了讲故事的无穷魅力，这批作家的作品则让我意识到小说在故事之外，还有更美妙的艺术存在。也就是这次集中阅读，让我萌生了写小说的念头。而一旦提起笔来写小说，就意味着步入了小说艺术的探索之路。对任何前人走过的路，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我都有一窥究竟的兴趣。对于陆路，我自觉有种天然的敏感和熟悉。而海路于我，尚属陌生。我清楚很多先锋派作家，包括几位兼容并蓄的寻根派作家，他们都有一个源头，那就是西方现代经典小说。在熟悉他们的路径之后，我想我得上溯到这个源头，去探看那片海域中到底有些什么。
　　
　　我所碰到的第一条奇怪大鱼叫卡夫卡。1998年，我在长沙定王台买下了一套四卷本的《卡夫卡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主编林骧华大概是找齐了当时国内最好的德语文学翻译家，让这套译本拥有颇高的水准。好的翻译能让一位作家在异域转生，而坏的翻译则能够毁灭一位在母语世界极为优秀的作家。不过就算碰到了坏译本，我想卡夫卡仍然能够吸引我读下去，因为他已坚硬锋利到连糟糕的翻译也难以磨损的地步。此前我听过关于卡夫卡的一些议论，晦涩似乎是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但我的阅读过程从未感到过艰难。就连最为缠绕滞重的《城堡》，我读来也是兴味盎然——他以整体模糊而细节清晰的方式描绘了一个至少中国人很熟悉的世界。他的《筑洞》让我大起知音之感，因为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曾躲在被窝里反复设想过类似的场景。他最完整的长篇《审判》，让我惊心动魄。卡夫卡剑走偏锋而又能直抵核心。剑走偏锋是因为他完全推翻了托尔斯泰、歌德们建立的古典叙事法则，从匪夷所思的角度开辟了一个幽邃怪异的叙述通道。换个角度说，他锻造了全新的“正锋”。直抵核心是因为他切入了人性中最隐晦的部分，真正让小说从关注生存转向关注存在。鲁迅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是关注生存。而我要说，真的作家，敢于直面内心的恐惧、犹疑、焦虑和不安。这是关注存在。阅读卡夫卡，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这种感觉，直到十二年后的今天，仍然鲜明如昨。说到写作上的影响，我是在形式上尽量远离他，而在内核上和他趋近。这十来年，我都严守从他那里领悟到的法则：无论是剑走偏锋还是守中用中，只要落点深入了人性，那便是小说正道。而只要扣紧了人性，在招式上无论怎样花样翻新都不算乱来。这也是目前为止，西方经典小说所给予我的最大受益。
　　
　　如果说卡夫卡是一条锋利无比、骤然出手的剑鱼，马尔克斯就是一条不时蹿出海面追风滑翔的飞鱼之王。在切入存在的锋利度上，马尔克斯未能超越卡夫卡。由他和同时代的一批拉美小说家共同发扬光大的魔幻现实主义，在熟读中国古典小说的我看来，也不足为奇——早在一千多年前，唐宋的笔记小说作家们就已经抵达了人鬼不分、亦真亦幻的境界。马尔克斯让我叹服的地方，在于他同时关注了生存和存在。拉美大地的劫难和人物内心的孤独合二为一；奇异的风俗融入了小说整体，没有成为可以单独抽离的部分。他所营造的小说氛围，有卡夫卡的沉沉阴郁，同时也有卡夫卡所没有的浪漫和神奇。假如有位诗人写出这样的作品：同时具有李白的浪漫飘逸和杜甫的沉郁顿挫，在中国读者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马尔克斯在小说中做到了这一点。也许这跟拉美人民忧郁而又浪漫的气质有关。而卡夫卡所隶属的德意志民族则偏于阴郁多思。从这里可以看出，任何杰出的作家都无法超越地缘文化的制约。所以制定全球化的文学统一衡量标准，是其志可嘉但又甚为可疑的行为。马尔克斯的高明之处，是在拜服卡夫卡的同时，并没有亦步亦趋，抹杀在个人气质和文化熏陶上跟老师的差异性成分。他恰恰是从差异性中开辟出了一个广阔天地。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是东方大画家的肺腑之言。作为现代西方的大小说家，马尔克斯没有说过类似的话，他总是津津乐道于对前辈作家诸如卡夫卡、海明威、胡安·鲁尔福的倾慕之情。但他并没有“死”在这些作家手里，而是自铸了一片伟岸奇丽的景观。我热爱马尔克斯的小说，但我认为他的这种自觉和自信才是我真正需要学习的地方。
　　
　　作为拉美大地上的另一座文学丰碑，博尔赫斯的成就是综合性的——随笔、文论、诗歌和小说，共同构筑了一个精微幽雅的文学小宇宙。我总觉得他跟周作人在气质上很接近：两人都是彻底的趣味主义者，都安于在典籍的森林中优游，并以此展开各自的写作。但博尔赫斯比周作人多了一种癖好：玄想，而小说无疑是玄想的最佳载体，所以他比周作人多了一重身份：小说家。在第一次阅读时，我就喜欢上了他那些优雅渊博的随笔和文论。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他的小说成就心存疑惑。他的《恶棍列传》跟周作人那些大段大段抄古书的文章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他自鸣得意的《乌尔里卡》如果剥离了那种玄虚的叙述方式，就是篇意淫式的言情故事，矫情、拙劣，适合刊登于青春情感类流行杂志。除了《第三者》外，他几乎没有哪篇小说显示出扎实的人物刻画能力。至于马尔克斯那种驾驭长篇的结构能力和充沛文气，他更加缺乏。用传统标准来衡量，可以说，博尔赫斯的小说创作天赋较弱。但他最终却成为了世界范围内重要的小说家。内心的疑惑让我反复进入他的小说世界，打探他成功的奥秘。我发现他是史上最善于扬长避短的小说家。因为缺乏修构宏大建筑的能力，他干脆把精力集中于短篇的打磨。不善于写实，他就干脆写意，像很多聪明的中国文人画家所做的那样。他的想象力很好，但与马尔克斯的想象力截然有别。马尔克斯的想象力来源于光怪陆离的拉美大地，是种民间艺人的想象力，宏阔、庞杂，充满着生命元气。博尔赫斯的想象力来源于书本，是学者的想象力，幽微、深邃，散发着知识的魅力。如果把两个人的想象力合起来，就是庄子的想象力。把博尔赫斯的想象称为玄想，显然是正确的。一旦确定了方向，博尔赫斯就显得坚定、决绝、无所顾忌，他甚至以学者考证的方式来写小说。用小说来营造虚构的知识，成就了所谓“博尔赫斯式的小说”。但如果说这种小说是前无古人，那恐怕也有点言过其实。至少中国古代那些和博尔赫斯同样渊博的笔记体小说作家，就已经开始用小说来营造虚构的知识。但遗憾的是，不是中国的小说家，而是关注庄子和蒲松龄的博尔赫斯，让此种类型的小说达到了成熟。越深入博尔赫斯的小说，我就越觉得他的从容、精致、优雅和耽于玄想，跟那些处理公务之余躲在书斋里写作笔记小说的中国古代士大夫实在相似。甚至他的故弄玄虚也让我觉得亲切和有趣。我明白了为什么虽然博尔赫斯的小说给我最初印象比较糟糕，但我却不忍掉头而去的另一个原因——在所有的西方现代小说家中，他跟中国古代那些仅仅为满足个人癖好而写作的笔记体小说家最为接近。是那种熟悉的气息吸引了我。而通过博尔赫斯，我对干宝、东阳无疑、段成式、杜光庭、蒲松龄和沈起凤们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开始意识到古代笔记体小说潜藏着远未被充分挖掘的巨大价值。
　　
　　尽管卡尔维诺知识渊博，但他明智地避开了博尔赫斯式的写法。过去对他来说只是一个空壳，他要凭空生出色相。《看不见的城市》集中展示了他无中生有的想象能力。《宇宙奇趣》则展示了他对知识的另一种态度：博尔赫斯玩弄知识、杜撰知识，而卡尔维诺尊重知识，并乐于在此基础上让文字腾飞。也就是说，他既善于无中生有，也善于有中生无。但这还不是卡尔维诺最独到的地方。对意大利童话的搜集和研读，才让他在马尔克斯的想象力和博尔赫斯的想象力之外另辟蹊径。《树上的男爵》和《被劈成两半的子爵》显示了他的想象力具有鲜明的童话性质。在他的作品中，我能同时看到儿童善于幻想的心灵和成人睿智深思的大脑。终其一生，卡尔维诺孜孜不倦于幻想型小说的写作。他吸收了民间童话和科幻小说的元素，让日趋僵化的纯文学重新变得年轻和鲜活。我意识到，卡尔维诺指示了未来文学的一大拓展方向。
　　
　　上述四位经典小说家的作品令我印象深刻，但并不是说，我对其他西方现代经典小说就无动于衷。起码图尼埃的《礼拜五》对我的震撼就不下于《百年孤独》。这种以对一本经典小说的解构来写出另一本经典的方式，让我惊叹不已。图尼埃能够成功，除了卓越的感性描写才能，显然还得益于他的智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跟许多中国小说家一样，回避思想。此种回避是基于一种普遍的担忧：害怕像不少老作家那样犯主题先行的毛病，甚至让小说沦为图解某种观念的工具。但图尼埃，还有昆德拉，让我意识到此种刻意回避有些矫枉过正。错误不是因为在小说中表达思想，而在于表达的方式是否恰当。表达得恰当，就是有思想深度的好小说；不恰当，就成了观念先行的坏小说。这种表达，最好的效果应该是如盐入水，和感性描写融为一体。我觉得在这方面，当代小说家还可以做得更好。
　　
　　阅读西方现代经典小说，总体感觉是惊奇而又愉快。但一桌盛宴中总会有某些菜肴不合胃口，甚至还有几道被广泛推崇的菜肴让我失望。萨特的中短篇小说，除了《墙》之外，都让我反胃，以至于我失去了阅读他长篇的兴趣。他的思辨才能太突出，运用到小说中则明显硌牙。黑塞的《荒原狼》也因为胶着于观念而显得板滞乏味。索尔·贝娄的《赫索格》和《洪堡的礼物》，让我感觉到有类小说家是为了学院里的文学教授进行学术研究而写作的。虽然索尔·贝娄被冠以“大师”之名，但我以为这样的“大师”是学术机器制造出来的。我推重的是那些能够摆脱理念束缚的学者型作家，比如写出了《洛丽塔》的纳博科夫，写出了《局外人》的加缪。杜拉斯不是学院派，她的《情人》广受赞誉，王小波甚至说这部小说没有一句废话。而我的看法正好相反：废话连篇，矫情之极。或许跟诗无达诂一样，评判小说也难以取得一致。但我想，一个作家得忠于自己的阅读感觉，才能够真正从中受益。
　　
　　在西方现代经典小说的大海中潜游，我流连但不忘返。结束了这次充满异域风情的阅读旅程后，我又开始重读中国古典小说。在潜入大海后，再游大陆，当然会不断获得更为丰富深沉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