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是河北省威县阎家庄。抗日战争时期，那里属晋冀鲁豫边区。我的父亲是附近镇子的一个小学校长，有点文化，但性格倔强，很有革命精神。我们村子很穷也很小，有句俚语讲：“阎家庄，十八家，收拾收拾一粪筐。”孩子们连个上学的地方都没有。村子西头有一座破庙，供奉着神像，父亲就思谋着在那里办个学堂。可是找村里人商量，有的摇头，有的害怕，父亲便和他几个要好的兄弟趁夜连砍带刨，把庙里的神像掀倒了。经过一个月的整修，村里的孩子就在里面上课了。小学一二年级我就在那里度过的。后来日本人统治了我们县，给父亲发了一个委任状，他一看非常生气，当即就撕了。
　　
　　我们村子属于冀南区，虽然小，可是很进步。抗日战争时期，老百姓灵活地跟敌人进行着各种斗争，电影《平原游击队》描写的就是那时的情景。电影《地道战》说的是冀中，而在冀南是一人多深的明沟，村村相连。村里人除完成缴军粮、交鞋袜外，挖沟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父亲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但还是领着村里的老百姓积极参加。一些人不愿意去，父亲就挨个说服，见谁挖得不够尺寸，父亲就板着脸让再挖。
　　
　　我们家里有八个孩子，日子过得很紧凑。有一年闹水灾，母亲把家里仅剩的小米送给了正坐月子的二大娘，第二天一大早带着我到地里挖野菜。日本人打进来后，母亲还跟着全村妇女一起做军鞋，照顾驻村的女八路。当时各地都组织游击队，母亲积极支持，后来又是第一个送子参军。
　　
　　我的三个哥哥和嫂子都参加了抗战委员会和妇救会。有一次，在离我村几里地的一个镇上召开抗日动员大会，二哥站在高台上，慷慨激昂地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爹娘啊，爹娘啊……”台下的群众哭成一片，我和母亲在台下站着，也止不住地流泪。
　　
　　那个时候环境很紧张，三里一个炮楼，五里一个据点，日本人看得很严，我二哥和嫂子回家的时候，不敢白天敲门，怕狗叫引起日本人注意，到了晚上往院子里扔块砖头，父亲听到了开门才引进来。
　　
　　我是1929年出生的，十来岁就是儿童团，在村边站岗放哨。1944年，参加了当地的县抗日游击高小，相当于五六年级。讲课的内容有新民主主义论、历史唯物主义观、数学等，还讲“物质是第一位，意识是第二位”。学校没有桌椅，没有课本，买上五分钱的紫色颜料，用秫秸秆做的笔蘸上写字。坐在地上或土坯上，在膝盖上记笔记、写作业。吃饭蹲在地上，天天小米或杂面汤。条件很艰苦，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很高。
　　
　　不久，国民党高级将领高树勋起义，邯郸解放了，我进入了邯郸中学。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北门广场宣布成立时，我们还扭着秧歌庆贺。之后，我在邢台师范上的初中三年级。
　　
　　中学毕业后，班主任推荐我和三个女同学去了晋冀鲁豫北方大学，学校当时在长治潞城。老师给每人发了一张纸，叫“粮秣证”（吃饭的凭证）。我们开始是坐牛车去的，可我性子急，觉得牛车太慢，一天才走几十里地，我就独自下来徒步走。天黑了住在村里的老百姓家，吃饭交一张“粮秣证”。有一晚歇在一个老乡家里，第二天大早，大爷主动牵着毛驴要送我过山。我没有提要求，也不相熟，可那个时候的军民关系，就是那么真真切切的鱼水情。
　　
　　北方大学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晋冀鲁豫解放区新建的综合性大学，开始在邢台，1946年6月，内战爆发了，边区政府为了使学校有个安定的学习环境，迁到了山西，范文澜担任校长，校部在高家庄。一个村一个学院，财经学院在马厂村，医学院在安宁村，工学院在李家庄，艺术学院在张庄村。
　　
　　刚开始组织让我报考医学院，但我有严重的贫血，怕影响治病救人，我说试试艺术学院吧。艺术学院院长是光未然（张光年），就是《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戏剧组的负责人赵起扬主持考试，他让我做一个白毛女的动作，我没有什么表演经验，只是照着歌词做动作。最后，赵老师说：“你的声音还不错，就到音乐组吧。”艺术学院下设有音乐组、戏剧组、文学组、美术组。同学的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其中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
　　
　　我就到了音乐组，刚开始学拉二胡，后来在农村搞宣传，歌剧《白毛女》在解放区巡回演出，我就给敲梆子，或者当群众演员。
　　
　　我们上课较少，主要是生产劳动和做群众工作。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学院也准备跟上，院领导决定将学院改编成宣传队到前线。我们走到河北武安时，边区政府没有批准，让到后方医院服务，我们就又改道山东。羊山战役我军打了一个胜仗，但伤亡很大，有很多伤病员，学院立即编成一个服务队，主要的工作是精神安慰和帮助护理。当时物资很匮乏，国民党封锁严密，必要的纱布、药品都欠缺，没有医护条件。有时看到受伤的战士，不能及时给他们换药，心里十分焦急和痛苦。为了减轻伤员的痛苦，对躺在老百姓家里的重伤员，我们进屋说快板；对轻伤员，晚上在打谷场吹拉弹唱，举办文艺晚会。
　　
　　1948年土改复查运动开始，学院组织两个分队参加，一路在太行区，一路在冀南区。我被分配到山东冀南区。我们和群众同吃同住，主要工作是访贫问苦，帮助群众分土地，闹翻身。村里有一个妇女，和丈夫长年在外给地主扛长工，听说村里土改就回来了，但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我就教她纺棉花，帮她渡过难关，鼓励她好好的生活。我的报告文学《区妇会主任》就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
　　
　　我们每天走村串户，到农民家里宣传政策，了解情况。有一次，我到一个老乡家发动群众，知道了这么一件事：他家的三儿子跟外边的一个女孩自由恋爱，并且带回了家，女孩的父母就告到县里，要抓这个男孩。我这人爱管闲事，好打抱不平，心想，都解放了，思想还这么封建，男婚女嫁还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什么门当户对。国家颁布了《婚姻法》，实行婚姻自主，男女青年可以自由恋爱，于是我就跟同学李嘉陵一起把这件事写信寄给了《冀南日报》，后来报纸发表了，还引起了讨论。
　　
　　土改结束后，我们回到邢台，因为学校又迁到那里。后来，晋察冀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组建为华北大学。1949年底学校迁往北平后，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那时国家快要解放了，新闻队伍要扩大，根据形势需要，抽调一部分人去新华社，我就进了新华社新闻训练班学习。
　　
　　训练班在离西柏坡不远的北沟村，廖承志负责。有28名学员，张纪明具体管我们，还是游击生活。六个女生住在老乡家，男生住在村边破屋里，门帘是谷草编成的，窗户是旧纸糊的。吃饭由组长用一根扁担两个小桶，绕着弯曲的小路到二里地外的新华社灶上取，分四个小组，每组轮流七天，我是第四组的组长。村边有一条小河，我们就在河边洗脸。清早起来，组长负责吹哨，带领大家到打谷场扭秧歌，锻炼身体。上课在一间破屋里，只有一块黑板和几条旧板凳，老师水平都很高，廖承志讲党课，梅益讲新闻课程。学习班很少有娱乐活动。我们离西柏坡很近，周末了，有的同学到西柏坡参加交谊舞晚会，听他们回来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常参加。
　　
　　国民党胡宗南的军队要轰炸解放区，所以领导宣布谁也不准往外写信。我们很守规矩，决不向外写一个字，很长时间也没跟家里联系。事后听说，母亲在家都快急疯了，家里人担心我可能牺牲了。我是独女，是父母的心头肉，可想而知他们的焦急之情了。直到北京解放后，我和母亲才见面。
　　
　　有一天，负责人张纪明说，北京很快就解放了，训练班要提前结业，让大家做好准备，于是我们连夜做鉴定，准备入京，真是既兴奋又紧张啊。建国大业需要有新的血液注入，组织决定14人去新华社，14人去人民日报社，我被分到了人民日报社。报社当时在河北行唐县东焦村办的，社长是张磐石。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进城接管，北京城和平解放，人民日报社也要进城。京汉线火车不通，我们从邢台坐牛车到石家庄，然后又坐大货车。
　　
　　进了北京城，一切都很新鲜。在街上，看到来往行驶的小火车，顶上还有两根辫子，人们告诉我是有轨电车；还有拉黄包车的人，满头大汗，觉得很辛苦，人拉人，为他们感到不公；刚到报社的时候，有的被接管的老旧人员每天下班时摘下礼帽拿在手上，深深鞠躬，微笑着说声“再见”，第二天又是这样地说“您好”，以前没见过，就觉得很好笑。真是个土包子啊。
　　
　　不久，单位给我们发了一个菱形的“军管会”徽章，让别在袖子上。虽然穿的是灰色粗布制服，可很自豪，总喜欢多看看那枚徽章。
　　
　　报社在王府井（原国民党《华北日报》旧址）。最初我在资料室，后来调到“人民园地”版，李亚群负责。不久，“人民园地”改为周刊，由诗人马凡陀（袁水拍）负责，改出“星期文艺”版以培养文学作者，我做编辑。报社领导，又是老前辈，对我的帮助很大，加上之前在农村的土改、群众运动的生活素材积累，这期间写了一些作品，刊登在《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北京新民报》、《大众诗刊》等报刊上。
　　
　　有一天，马凡陀告诉我，老舍从美国回来了，让我去拜访。老舍写了一首词，马凡陀很细心，看到有个地方不合适，想改几个字，就慎重地派我去征求意见。老舍在北京饭店住。他人很好，很谦虚，见我这个小同志也很招呼，立刻同意了。
　　
　　10月1日，我有幸参加了开国大典，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我们报社的队伍，安排在御河桥的正前方，仰望天安门上的主席台，非常清楚。当听到毛主席高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台下一片震天动地的欢呼，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也跟着手舞足蹈。人们不停地笑着、喊着、跳着，真是一片沸腾的海洋。大会结束后，各单位纷纷离开会场，当我穿过天安门时，两眼还舍不得离开主席台，倒退着走出广场。后来看报纸才知道，当天参加开国大典的人有30多万。
　　
　　我跟刘德怀是在北方大学认识的。他在戏剧系，是我们学校学生会主席。1948年土改后我回到学校，组织上吸收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当时党团组织都不公开，在一个空闲的楼内有十来个人，主持者讲完会议内容后，说等会有党代表来讲话。很快进来一个人，他就是刘德怀。我没想到他还是共产党员，这引起了我对他的羡慕和崇敬。后来和我同屋住的一个老大姐经常念叨，给我介绍刘德怀，说他爸爸是共产党员，妈妈也很进步，是革命家庭。之后我们通了一个纸条，在村头见了面。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大家拼命工作，互相都不敢接近，纪律很严明。我们的关系只有支部书记知道，组织上批准，这个事就这么定了。没有现在人所说的“约会”，不说话也很少见面，没时间，也怕影响学习和工作。
　　
　　我们认识了那么长时间没想过要结婚，我不想早点进入家庭生活，觉得自己还小。共和国成立后，不少人南下工作，我也很向往。刘德怀所在的单位准备南下，有不少朋友劝我们最好结婚一起走。
　　
　　我们是1949年底结的婚，很简单，没有提前筹办。单位领导李亚群派人带我到书店买了两本书作为礼物，然后雇了个三轮车把两个人的旧被子放在一起。婚礼像个茶话会，利用灶上改善生活的饭做喜饭，我拿湿布子把旧衣服擦擦，围巾洗洗，就那么结婚了。我们没有结婚证，就是一个红绸子，参加的人在上边签了名字。乔羽是主婚人，光未然、袁水拍、李亚群、鲁煤、徐放、张蓬等都参加了。婚房就在中央戏剧学院角上的一个闲房子里。结婚第一天，刘德怀就跟着戏剧学院同志集体团拜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没事干，翻看高尔基作品。第二天我就上班了。李亚群看见我还问怎么这么快就上班了，让我回去。我一看稿子一摞一摞的，说闲着没事，不如回来，想工作了。
　　
　　1951年，报社送我去新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就是现在鲁迅文学院前身，在鼓楼东大街103号。丁玲任所长，张天翼为副所长，田间是秘书长，马烽和康濯并为副秘书长。学员大都是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写作潜力的青年。研究所刚成立，到处都缺专职干部，只好拉先来的一些学员兼职工作。刘德怀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办时去的，成立后就一边学习，一边做兼职干部。我在一班，后来又增加一个班，由北大、清华的学生组成的。
　　
　　研究所以教学为主，但和一般高校不同，采用的是阶段性单元教学的方式。“自学为主，教学为辅，联系生活，结合创作。”师资条件很好，环境也好，经常邀请名人来做报告，授课，谈创作经验，有郭沫若、茅盾、周扬、周立波……非常有水平。学习和创作的氛围很浓，大家都如饥似渴地读书。我们班来自解放区的学员居多，有刘艺亭、胡正、潘之汀、刘德怀等，来自解放军的有徐光耀、陈孟军等，女同志有郁波、段杏绵、葛文等，我们在一起上课学习、交流写作心得。
　　
　　丁玲工作很忙，身兼数职，但她对青年作家很爱护。记得有一次，我们小组正在分析《水浒传》的人物形象，她走进来，询问我们学习上有没有困难，讲课能否听懂，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很亲切。她讲课就跟聊天似的，喜欢用手势来表达感情和加强语气，教室经常被听讲者挤得满满当当的。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研究所里的图书，很全，也适用。在根据地，以及后来的工作中都没有这样的条件，我经常连夜地读，特别想抓住这个学习时机。刘德怀当时任图书资料室主任，经常和杨祖燕骑着自行车，见文学书就买，把东单、西单、琉璃厂附近的书店都逛了个遍。杨祖燕，笔名“杨六郎”，写章回小说的，他对北京的旧书也很熟。邢野的爱人张金惠也在图书资料室。
　　
　　1951年6月，为了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捐献飞机大炮，丁玲把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稿费捐了一架飞机，中央文学研究所随即发起捐献“鲁迅号”飞机的号召，我们把生活费都捐了，也有一些人捐了戒指，大家都很踊跃。
　　
　　五十年代初期实行供给制，衣服、鞋袜，甚至肥皂、牙膏都定量供给。生活要求不高，一个月给一点钱刚够吃喝。后来有了孩子，还有供应，一个小孩给30块的保育费，20块的保姆费。虽然各方面的条件不那么完善，但我们过惯了艰苦生活，能有一个这样的学习环境就相当满意了。
　　
　　我不是科班出生，没有正规地系统地学过文学，在文学岗位上工作了几年，也写点东西，但缺乏理论基础，在文研所的这两年，是我进步最快，吸收最多的时期，我的写作也上了一个台阶，可以说为我以后从事编辑工作奠定了基础。
　　
　　1953年毕业了，当时规定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应该是回报社。刘德怀是山西人，想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写作，他和胡正先回到山西。我犹豫了，觉得很不好，单位培养推荐，而我却培训后离开，可是有两个孩子啊，我照顾不了。没办法我就回到了山西。
　　
　　先去的文化局，为什么去文化局呢？那时文化局要办一个《太原画报》，我就分配到了那里。我做文字编辑，还有几个同志搞美术。
　　
　　1956年，省文联办《火花》，我被调到编辑部。刚开始在诗歌组。我们工作非常认真，每稿必复信，不管稿长稿短，回信的时候都不能马虎。那时接触了一批诗作者，有《山西日报》的韩钟昆、王文绪，山西出版社的夏阳等。
　　
　　1958年大跃进，我参加了全省青年积极分子会议，之后要求每人交一篇稿子，写模范先进人物和事迹。记得当时有杏绵、郁波，还有《青年报》的黎阳，我们住在省党校，白天黑夜地连轴转。《小发明家翟顺义》就是那时写的，后来出版社给出了一个小册子。
　　
　　那时“为工农兵服务”，写工农兵，必须了解工农兵的生活，编辑部每年都会派编辑下乡，深入生活。1959年我到介休下乡，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介休有个洪山，绵山就在洪山的旁边。跟我一起下乡的还有个年轻同志，我们看到那里自然风景非常美，就选在石屯住下来。村里听说两个国家干部来帮助工作，很热情。当天管理区区部就为我们设宴接风。记得桌子上摆了两大碗玉茭干炒面，还有几个柿子，我们走了好长的路，顾不了那么多了，端起碗准备大口吃，旁边的主任赶忙站起来阻止，说会呛着的，要掰开柿子蘸着炒面吃。第一顿饭就献丑了，我们两个觉得很尴尬，不禁大笑起来。
　　
　　我们住在老百姓家，和社员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我跟一个老太太一起住，对她印象很深。老太太人很好，没有亲人在身边，只有一个儿子，还参军了。我写过一篇《当年那个小山村》就是纪念那段日子的。“从此，土炕上，点油灯，老人再也不感到孤苦伶仃，俩人谈天说地，论古道今。”刚开始没有代步工具，步行到城里开会，后来有了自行车就方便多了。
　　
　　1960年我又回到编辑部，1961年我和刘德怀到了晋中。为什么来晋中呢？
　　
　　当时晋中文艺界有这么个情况：戏剧有“二程”，程玉英、程玲仙，全省有名；美术有“二山”，王捷三、靳冠山，而文学方面是空白，非常薄弱。地委副书记苗枫，指名要我和刘德怀到晋中，发展文学创作工作。到了晋中，听说文联在南寺街，于是放下行李就想去看看。可一看，是座破庙，里面空空荡荡，落了一层厚厚的土。从零开始吧。
　　
　　那个时候很有干劲，只想把工作做好，不辜负党组织对我们的期望。但真是很难，国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没有人，没有经费，没有资料。怎么办？我们咬咬牙，互相勉励，订出计划，了解和熟悉当地的情况。先调人吧。张福玉不久加入进来，接下来又调进了张恒。要培养作者，当务之急应该有个练兵场地啊，1962年我办了一个《习作园地》。
　　
　　有了阵地，经费怎么办？几次申述要求，地委决定每年临近年终，把文化局剩下的经费给我们一点，虽然不多，也就千儿八百的，但《习作园地》有了经济保障。为了使银行不冻结，经费只好直接拨到印刷厂。可印刷费用有了，其他开支仍是空白。比如跟作者联系要写信，没有信封，我就自己剪废本子做；刊物出来了，就自己蹬上自行车，送到邮局；给作者的学习资料，买不起书，就刻腊版，推滚子复印……这时张福玉调回省里，刘德怀调到宣传部，只剩我单枪匹马的，采编校对发行都是我一人，有时忙不过来了，拉着家里的孩子，一起帮着糊信封。
　　
　　为了进一步培养作者队伍，我们又在汾阳贾家庄办学习班。那里有劳模宋树勋，我就住在他家，和后来调来的张恒一起开展工作。学员的学习情绪很高，上级领导也很支持。几年下来，功夫没有白费，涌现了不少作者。培养作者很不容易，发现的途径也不一样。有一次，我在榆次文化馆看展览，看到一个叫李林娃写的东西，有点味道，就把他调到培训班；还有张廷秀，是平定农村的一个大队长，寄来一篇小文，文中错字多但很有生活气息，我就给他们生产大队发信，把他调来了，他进步很快，后来担任《娘子关》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