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里开出来的姊妹花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滩，各类报纸杂志多如牛毛，造就了一大批以写作为生的女作家，张爱玲和苏青属于其中的佼佼者。

当时的苏青离婚后拖着几个孩子，又办着一份杂志，忙得不可开交，而张爱玲正大红大紫。苏青便向张爱玲约稿，希望张“叨在同性”的分儿上给她的杂志赐稿。张爱玲看到苏青如此快人快语，当即给她寄了一篇小说《封锁》，没想到这篇小说让胡兰成大为赞叹，跑来找苏青要张爱玲的地址，结果一场倾城之恋轰动上海滩，也给后世留下说不尽的话题。

其实张爱玲与苏青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张爱玲是名门之后，一向遗世独立。苏青来自浙江宁波，虽然家境富有，但是丈夫李钦后死要面子，不想伸手向家里要钱。有一次家里揭不开锅，苏青伸手向李钦后要钱。李钦后当时失业在家，正窝了一肚子火，看到讨钱的苏青，抬手就是一巴掌：“你也是文化人，你为什么不自己挣钱？”这一巴掌打碎了这对金童玉女的婚姻，也把苏青打上了职业女性之路。她的职业就是卖文。

胡兰成与张爱玲经苏青介绍相识时间不长，两个人的倾城之恋就在上海滩人尽皆知，这让苏青极不开心。苏青早于张爱玲认识胡兰成，并且两人早就有了一段地下情。

对于胡兰成，苏青是才貌俱佳的美人。他曾经公开说过，苏青“鼻子是鼻子，嘴是嘴，无可批评的鹅蛋脸，俊眼修眉，有一种男孩的俊俏——在没有罩子的台灯的生冷的光里，侧面暗着一半，她的美得到一种新的圆熟与完成”。

苏青一向写不来虚构的小说，她的文字大都写实。在1949年秋天出版的《续结婚十年》中，她以“谈维明”来影射胡兰成。以苏青一向为人直爽、口无遮拦的个性来看，《结婚十年》乃至《续结婚十年》都是她的人生实录。这个谈维明“当过什么次长，也做过什么报馆的社长”，“他虽然长得不好看，又不肯修饰，然而却有一种令人崇拜的风度。他是一个好的宣传家，当时我被说得死心塌地地佩服他了，我说他是一个宣传家，那是五分钟以后才发觉的，唉，我竟不由自主地投入了他的怀抱”。

这个男人明白无误就是胡兰成。

而张爱玲不知道他们两人之间的隐秘之情，那时候她才20岁出头，不懂人情世故。当时胡兰成因文事坐牢，苏青认为张爱玲名气大，是当红作家，说话有影响力，便带着她来到汪伪政权行政院院长周佛海家，想通过周佛海说服汪精卫释放胡兰成。

苏青和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是密友，张爱玲插不上嘴，就看周家的古董。周佛海凑上来说：“这是端砚，鱼脑冻和胭脂晕，是最好的两种，都出自大西洞。张小姐是大作家，想必对文房四宝是有研究的。”

张爱玲摇头发笑：“我们这一辈用的都是派克钢笔。”

周佛海点头说：“是啊是啊。”

杨淑慧和苏青从内室里出来，杨说：“你这木渣渣的脑袋，也好跟人家才女攀谈？”

周佛海说：“我看人家张小姐对砚台有兴趣。”

张爱玲夹在中间有点难堪，解嘲说：“中国真是，连砚台的名字都叫得这样好，鱼脑冻、胭脂晕。古人的好，今人是永远追不上的。”

苏青说：“所以你把老清装都穿上啦。”

周佛海说：“小姐们穿穿是新鲜，我们要是穿上，那可就是搞复辟啦。”

杨淑慧听到此把脸一沉：“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倒要问问你，胡兰成犯的是什么罪，要把他关起来？没事就把人家给放了，你们这些人，老虎打不动，苍蝇倒拍得勤。”

周佛海坐着，低头喝茶，末了说：“也没什么大事，不过是汪先生要找他谈谈。”

周太太补了一句：“不可能一谈就谈了一个月吧？”

就这样，胡兰成被放了出来。

胡兰成出于对苏青“救命之恩”的感谢，有事没事总是撇开张爱玲来看苏青。后来他在《今生今世》中写道：“当初有一晚上，我去苏青家里，恰值爱玲也在。她喜欢在众人面前看着我，但是她又妒忌，会觉得她自己很委屈。”在女友家相逢老情人，张爱玲立刻泛出醋意，一时不及掩饰，被胡兰成看了出来，苏青也看了出来。不知道这件事最后如何收场。胡兰成像只夜猫子，总在黄昏天黑时分蓦然出现在苏青的家。苏青在小说中写道：

“然而不久，我终于遇到一个知道我的人，叫作谈维明。他的脸孔是瘦削的，脑袋生得特别大，皮肤呈古铜色，头发蓬乱如枯草，是不修边幅的才子典型。然而他却有着惊人的聪明，加以博学多能，于社会、经济、文学、美术等无所不晓，这可使我震慑于他的智慧，心甘情愿地悦服了。他天天到我家来，坐谈到午夜，浓浓的茶叶、强烈的香烟味，使两人兴奋而忘倦。”

“露水妃子”与“文艺姘头”

苏青的妹妹苏红在晚年对来采访的记者说：“我姐姐和张爱玲好得很，经常一同逛街，一同看电影，还互相换裤子穿。”两个女人好到换衣裳穿的程度，这是女人间不太多的友谊，民间形容两个人要好，就说“好到穿一条裤子”。

当时由于报纸杂志业繁荣，《中国女性文学史》作者谭正璧提议举办一次女作家聚谈会。

在聚谈会上，主持人问苏青哪一位女作家的作品最好，苏青当着众多女作家的面堂而皇之地说：“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

主持人随后又问张爱玲：“我们再听听张爱玲女士的意见。”张爱玲说：“古代的女作家中我最喜欢的是李清照。近代的最喜欢的只有苏青，苏青之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力不从心。踏实地把握住生活的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

两个人如此露骨地惺惺相惜，引起在场一大批女作家的愤怒，散会后众人均不理她俩，可她们两个人照样谈笑风生。

这时候苏青尚未创办杂志，她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写作。但是她的笔不如张爱玲勤快，稿费时断时续，这便让她的生活有时十分难堪。

她的一篇《谈离婚》让上海市伪市长陈公博大为赞叹，认为她将离婚男女的心态写活了。得知苏青急切地想得到一份工作养家，陈公博便主动提笔给苏青写了一封信，请她做市府专员，帮着整理文件。苏青也没有犹豫，欣然接受了这一切。

过了一段时间，她突然收到一封密信，一位好心人提醒苏青，这样的生活对她来说太危险，须提防有人暗中下毒手。

苏青看了信后非常害怕，陈公博也看出她的苦恼，便暗中寄给她10万块现大洋，让她创办一份杂志。

当时印报纸杂志的白纸十分紧张，陈公博又为她弄到了两车皮白纸。苏青片刻不想等待，立马行动，注册了天地出版社和天地杂志社。

去运纸的那天，苏青起了个大早，跟着卡车司机亲自去押运。满满一卡车白纸，苏青就坐在纸堆上，车子开得飞快，大风将她的头发吹起来，纸堆有弹性，摇摇晃晃的，她招摇过市，得意扬扬。

这时候，上海的小报上关于苏青是陈公博的“露水妃子”、张爱玲是胡兰成的“文艺姘头”正在风传。

苏青将小报拿给张爱玲看，张爱玲推开说：“我从来不看这个。”苏青其实也不看，是朋友特地给她留着的，她一把火将一沓小报全烧了，却再也无法摆脱陈公博。

两年后的某一天，一个叫姜贵的人来看她，给她带来了一张报纸，上面正是陈公博被处决的照片。苏青吓得面无人色，将一张银行存折交给姜贵说：“全给你，你帮我处理吧。”上面的钱全是陈公博打给她的。

曾经的闺密不再提

陈公博被处决后，大街上什么说法都有，到处人心惶惶。苏青深居简出，她尽可能低调，不想再惹出任何麻烦。但是要想恢复到成名前的平静怕是不可能了，总有男人不请自来，这姜贵便是其中一位。

当时姜贵看到苏青的小说，心生向往，两个人来来往往，后来同居。陈公博被枪毙后，姜贵怕引火烧身，住到无锡不再回上海。偶尔，姜贵会赶晚上的车到上海，在斜桥弄苏青的公寓里住上半宿，只住半宿，天不亮就赶早班车回无锡。每次过来，他都打电话通知苏青，她就早早把孩子们安排在地板上睡觉。深更半夜，姜贵走进去，地板上横七竖八睡的都是孩子。姜贵左一脚右一脚跳跃着从地板上走过，小心又小心，生怕一脚踩到孩子。在昏暗的灯光下，苏青一个人寂寞地坐在藤椅上等着他。

后来姜贵和苏青渐行渐远。苏青后来把她与姜贵的交往全写进了小说《续结婚十年》中，这完全是一部纪实小说，所有与苏青有过交往的人物全部可以从其中找到对应，除了曾经的闺密张爱玲。多年以后，张爱玲的纪实小说《小团圆》出版，所有她结交过的人物也写了个遍，就是不提苏青。

一对歧途佳人

苏青的最后一部小说叫《歧途佳人》，其实她与张爱玲才是真正的歧途佳人。或出于某种目的，或因为少不更事，她们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结识了不靠谱的男人，分别在两条歧途上走了很远，最后殊途同归：都穷困潦倒，抑郁而故。不同的是，一个死在国内，一个死在他乡。

1949年以后，张爱玲冷静地观察了一段时间，还亲赴乡村参加土改。看到当时许多的口号和过激的做派，她无法忍受，认定自己在国内前景不容乐观。满大街统一的蓝或黑的人民装在她眼里是那么难看，她对弟弟张子静说：“这样的衣裳打死我也不能穿。”她后来借口去香港大学复读，从深圳罗湖出关到香港，最后又前往美国。

与张爱玲相比，苏青的适应能力要强得多，她在一夜之间就顺应时代潮流穿上一套女式“人民装”，混迹在人流中，根本看不出她曾经是老上海当红的女作家。她最后选择留在大陆，是相信自己有能力活下去，也相信不管什么人当政，柴米油盐的日子总是要让人过，无非就是找一个挣钱养家的职业。苏青后来做了编剧，“反右”时受“胡风事件”牵连被判刑入狱。出狱后工资停发，苏青生病时连两块钱的出诊费都掏不出，于1982年冬天含恨而故。

13年后的1995年9月8日，张爱玲的遗体被人发现，在遗嘱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要察看我的遗体，不要举行任何仪式，将骨灰随便抛弃在荒漠无人处……”

（胭脂色摘自《萌芽》2014年第7期，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