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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的战争

时间:2015-03-31 18:49来源:《读者》杂志社 作者:王明珂 点击:
在父亲口中,以及我对他的记忆中,当年他所经历的那些战争都只是些片断。带车队走滇缅公路,由于任务艰辛,来回一趟便晋升一级。从重庆的防空壕里拖出上千具尸体,每一具都带着咽喉上的抓痕及扯破的衣服,显示出他们死前遭受的窒息之痛。远征军驻印度时,夜晚

据父亲说,我们家在武昌是个经商世家。祖父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在家乡经营造纸业。父亲为“光”字辈,名光辉,曾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据父亲说,那时他成天跳舞、打麻将。读到大二,当时是1937年,许多同乡、朋友都从军打日本人去了,并从前线写信回来。父亲向祖父要求休学从军,但祖父坚决不许。后来在祖父“至少要当个军官”的让步下,父亲进了黄埔军校(当时称陆军军官学校),成为第15期黄埔军校生。

在父亲口中,以及我对他的记忆中,当年他所经历的那些战争都只是些片断。带车队走滇缅公路,由于任务艰辛,来回一趟便晋升一级。从重庆的防空壕里拖出上千具尸体,每一具都带着咽喉上的抓痕及扯破的衣服,显示出他们死前遭受的窒息之痛。远征军驻印度时,夜晚有印度人摸进军营,从怀中掏出一包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母亲手指上那个大蓝宝石戒指便是如此来的)。伪装成警察、卫生部队支持东北的四平战场,受到持续一周的猛烈攻击。然后便是,逃难时到处寻找亲人的记忆。

来到台湾后,父亲便一直住在南台湾高雄县凤山镇黄埔军校旁的黄埔新村。这也是我出生以及20岁之前成长的地方。是的,我的幼年与青少年时期与“黄埔”无法分割——翻墙进入黄埔军校偷芒果,与卫兵捉迷藏,观看军校学生在黄埔大道上踢正步,对他们扮鬼脸,甚至青少年时眷村朋友们共组的“帮派”也叫黄埔。从小我便在眷村的“抗战剿匪”记忆中长大。南台湾夏天溽热的夜晚,邻居们搬出板凳、躺椅坐在巷子里,摇着扇子,大谈抗战的事。或讲到伤心处引起一阵静默,或几个人扯下裤子、掀起上衣比身上的弹痕,引起旁边妈妈们的窃笑。小时候,听来听去,都是些丛林中作战的故事——他们如何穿过丛林出其不意地突袭日军,如何受蚂蟥、毒蛇、疟疾纠缠,等等。但小孩们更感兴趣的是:“咬人的蚊子大得像鸡,恨不得拔枪打它们”;“比水桶还粗大的蟒蛇,让辗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没头的军人鬼魂晚上在旷野里踢正步”。稍微大一些时,我才知道我们整个黄埔新村,住的大多是38师及新一军的军眷,孙立人将军的手下。我在这眷村中的成长经历,便是从幻想着鸡那样大的蚊子、让吉普车弹跳起来的大蟒蛇的童年,到逐渐了解了为何村中都是些在军中“没搞头”的叔叔伯伯。

父亲在1949年大撤退时,托同僚将我奶奶自武昌接来台湾,因此小时候我们家是村中极少数有长辈在的家庭。小时候,只觉得家中有个奶奶唠叨我们,其他也不觉得如何。后来才逐渐知道,什么是战争造成的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小时候过年时,总有三四个军人叔叔伯伯在我们家吃年夜饭,然后打麻将。有一位叔叔经常喝醉了在我家院子里吐,边吐边哭,对来劝的人说,就让我一年哭一回吧。有个孙少将,每次来到村里,便让我们一群孩子挤在他插着将官旗的吉普车上,呼啸着进入黄埔军校的大门,带我们在军区内采芒果、游泳。听说,孙少将的小孩都留在大陆没带出来,所以他特别疼孩子。

父亲对奶奶极孝顺。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只打过我一次,为的是我不听奶奶的话,还对她生气跺脚。在奶奶过世许多年后,母亲才对我们说,奶奶来台湾时带了些金条及火狐袄之类的贵重物品,后来都瞒着父亲卖了补贴家用。的确,那时一个军人的薪水不足以养生送死。我小学一年级时,奶奶过世。父亲只有从军中退伍,拿退伍金办奶奶的丧事。

葬了奶奶后不久,家中经济便陷入绝境。几乎天天饭桌上只有酱菜,后来连酱菜都买不起。卖酱菜的祝伯伯与我们住在同一条巷内,他的儿子阿凤与我同年,我们成天玩在一起。所以每当父亲自己去买酱菜而不是要我去时,我心里总觉得很羞愧,因为我知道他是去祝伯伯那儿赊些酱菜回来。

我母亲与母系亲友们,几乎都是台湾的闽南人,他们是我生命、身体的另一半。因此,我在眷村中有时被喊作“杂种”,在台湾闽南人眼中又是“外省人”。小时候,每当父母激烈争吵时,我都会憎恨他们的婚姻,以及我自己。

是的,在我极有限的小学记忆中,一幕辛酸的往事经常缠着我。因要不到钱买糖吃还挨了骂,我哭着上学,走着走着,发现父亲跟在后头。我赌气仍往前走,但不时回头瞄瞄父亲,看他要做什么。父亲走入一家他经常赊欠的小杂货店,一会儿又走出来,然后快步追上来。在离我十余步时,他喊着“小明,给你”,说着将一个五角铜币掷给我。后来回忆这一幕——我逼着落魄的父亲向杂货店借五角钱——经常让我羞愧得痛哭。我还记得一件事,也是当时我太不懂事,看见有些同学带便当中午在学校吃,我也吵着要带便当。吵闹了几次后,有一天父亲终于同意替我送便当到学校。那天中午,父亲送便当来,并在我打开便当时,对我及周围的同学说:“今天起来晚了,菜场买不到肉,所以只给你带个荷包蛋。”当时我为父亲的谎言感动得几乎掉泪,因为一年来,我们家没有人吃得到荷包蛋,更别提吃肉了。后来父亲为了养家,曾在高雄港当码头工人,又在左营的海军废弹处理场工作,但都做不久便辞职。这些都是十分辛苦且危险的工作,但他做不下去的理由仍是: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他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呵斥。

在我12岁那一年,父亲终于做了一个决定:到台中“省政府”去找他在军中时的老长官。我还记得父亲出发的那一天,他穿上借来的白衬衫和一双皮鞋。父亲打趣说,他看见老长官们都穿西装结领带上班,“穿了一辈子军服,我才不要在脖子上拴个西洋绳呢!”妈妈、姊姊、弟弟都在笑,我感觉,我们家从来没有这么温馨过。

不久,父亲便在高雄一家“省政府”经营的肥料厂当了个专员。我们家的经济情况因此突然改善。当时台湾的“省政府”,由上到下各级官员大多是由军中退下来的将校官转任。父亲这工作,原是“省政府”官员朋友替他安插的闲职。然而不久,父亲在这公司里的地位重要起来,他也不由得经常要穿西装、结领带。以后几年,父亲便经常到台中出差,与一些“议员”、“省府”官员周旋应酬。他衣橱里的西装领带愈来愈多,抽屉里的名片也愈来愈多,而他的身躯也愈来愈像个商人。这是他最得意的几年。

在我中学二年级那一年暑假,父亲出差到台中,要我和姊姊、弟弟到台中找他。这时我们才见识到他在外面多么有办法,他也有意对我们炫耀这一点。我觉得,经历许多挫折困顿后,父亲一直努力地在我们面前树立他很有办法的形象。

大概是我们到台中的第三天。那晚,当父亲正在问我们想去哪一家餐厅夜总会时,接到了一通电话。放下电话,他对我们说,今天我们去“蓝天”。进了那家夜总会,一位经理迎面而来,与父亲说了一阵悄悄话,我依稀听到“你的老长官……”,然后将我们安排坐在靠走道的一张桌子边。那晚,父亲很少跟我们说话,一直注意着舞台前的一张空桌。节目进行了约半小时,四五个人拥着一位老者进入餐厅,在舞台前的那张桌子边入座。由于气氛特别,我一直关注着父亲。他神色凝重地一直望着那老人,不时有些激动哽咽的表情。节目还未完,那群人就拥着那老人离场。当他们走过我们这一桌时,父亲突然离座,挡在老人身前。他努力地挺直身子,紧并双腿,但他应酬过度的肚子却因此更突出;他高举手臂,以手掌置于额前行军礼,但他的西装却因此拉扯变形。他便以这样滑稽的姿势,在那老人面前喊道:“某团某营营长王光辉报到!”那老人停下步子,口中说:“好!好!”父亲保持着行军礼的姿势,不顾这一幕已引起邻近几桌人的窃窃私语,直到那一群人完全离去。不久,我们也离开了那夜总会。那晚回到饭店,父亲以从未有过的严肃口吻对我们说,那老人是孙立人将军。

孙立人将军,对从小生长在黄埔新村的我来说,这名字是多么的熟悉、亲切,但又似乎是许多不幸的根源。在村上一个朋友家里,我曾看到一本印刷精美的英文杂志,整本都在介绍孙立人将军所率新一军的对日战绩。据朋友的父亲说,这是抗战时所编。村子边的黄埔军校,阅兵台作“立”字形,村上父老窃窃地说,这是大家怀念孙立人将军,才偷偷把它盖成这样子的。

那次见了孙立人将军一面后,父亲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家中又开始为了钱成天争吵,父亲还负了不少的债。

此时我已在读高中,忘却这些忧烦的方法是混太保、打群架。高一、高二时,父亲对我在外闯祸不但宽容,还经常“很有办法”地替我解决问题。每当我被一个学校开除时,他就动用关系替我再找学校;当被我打伤的人找上门来,他悄悄地与对方在外面商谈赔偿,不让母亲知道。那时我却很少关心他,直到有一天母亲对我们说,其实父亲早已被肥料公司开除,并陷入一些金钱官司中。这时我才注意到父亲的改变,他变得消沉、静默,忍受母亲对他的数落,他已完全接受自己的失败,也不再想对我们证明他很有办法。

由于没考上大学,20岁时我必须入伍服两年兵役。我刚进入军中,父亲便入监服刑,不久被转入医院。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发到金门,无法回台湾看他。父亲在从狱中寄给我的信里写道:“吾一生戎马,从未做出对不起国家社会的事,今受小人构陷……”我流着泪读他的来信。他说的不是真话,但我更能因此感受他的痛苦。为了生活,为了让妻儿及村上的朋友瞧得起他,他挣扎于做个正直的军人和有办法的大人物之间。

部队回到台湾后,驻地在新竹杨梅,离台北不算太远,我每个周日假期都到父亲的病床边陪着他。自己当了兵,曾站在金门古宁头眺望大陆,曾在营地里捡拾古宁头战役中被同胞就地掩埋的大陆军人枯骨,曾陪着那些归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我这时才能体会父亲那一代人在台湾的挫折与对故乡的想念。他们从来没有离开那战场——即使现实的战场已化为每日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力,即使战场已变为官场、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他们还是生活在仁安羌、四平战役的艰苦与荣耀记忆之中,还是以黄埔军人自诩。有一天我进入父亲的病房,病床是空的。一个护士察觉我的惊恐,她对我说,放心,王先生去做检查了。我与那护士坐在空荡荡的病房内。她对我说:“你是王先生的儿子吧,你父亲常提起你,他很以你为荣。”我听了心如刀割。混了几年小太保,又两次考大学失败,除了为赚点零用钱而在报上发了几篇散文外,我有什么可让父亲感到光荣的?在我退伍前半年,父亲终于去了。那晚台北荣民总医院打电话到军营里,营长要他的驾驶员立刻送我到火车站。到了医院,见到父亲容颜安详地躺在床上,我并未感觉特别悲伤,只是觉得,从小以来父亲一直佑护着我们的伟岸身躯,为何此时小了许多。办完父亲的丧事,半年后我在军中服役期满。往后的6个月,我每天至少花上15个小时读书,后来考入师范大学历史系。推动我的,以及后来一直推动我读到哈佛大学的,是我对父亲的感念——他以我为荣。

后来在我30年的历史学术生涯中,常狂称自己研究的是“从新石器时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我,却从不研读抗日与国共战争的历史。对我来说,那是个人记忆中的一片圣土,我不愿学术知识污染了它。在那儿,有像鸡那样大的蚊子,有让辗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的大蟒蛇,有孙将军带着他的弟兄脚下踩着蚂蟥、毒蛇穿越的丛林,有摸进军营以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的印度人。在那儿,没有民族战争,没有同胞相残,没有仇恨,没有恐惧。所有的都已成为过去,只有我父亲及眷村中的叔叔伯伯们赖以为生的战争记忆,以及我对他们那一代人的思念。

(小山摘自南方周末编,上海书店出版社《却顾所来径·往事卷》一书,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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