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我忠实的仆人

抑郁的开始各式各样，但抑郁的过程就像同一口井，在这个井底，每个人都对所有事不再有兴趣，那些灌入腹腔的井水，含有一种叫“自责”的毒。

美国作家、“资深”抑郁症患者安德鲁·所罗门在《忧郁》一书中对此有过精准的描写：“我四肢僵硬地躺在床上哭泣，因为太害怕而无法起来洗澡，但同时，心里又知道洗澡其实没什么可害怕的。我用全身的力气坐起来，转身，把脚放到地上，但是之后觉得万念俱灰，害怕得又转过身躺回床上，但脚还在地上。然后我又开始哭泣，不仅因为我没办法完成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还因为这样让我觉得自己愚蠢无比。”

作为最摧残和消耗人的疾病之一，专业书籍中那些有关症状的机械性描述——“一种精神疾患”“食欲睡眠紊乱”“丧失兴趣”“持续的心境低落”并不能悉数传达抑郁症的可怕之处。

　　我想，死会很快乐

自杀，是抑郁症最为可怕的症状。意识流小说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常年被抑郁症困扰。在抗抑郁药还没有面世的1941年，伍尔夫在口袋中塞满石子，跳进了寓所附近的欧塞河中。

在留给丈夫的遗书里，她描述了面对这种疾病的无力：“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历那种可怕的时刻，我不会痊愈了。我开始幻听，心神无法集中。你已给予我最大可能的幸福，我相信，在这种可怕的疾病来临之前，没有哪两个人能像我们这样幸福。我再也无力和它战斗了……”

“自杀意念”是抑郁症诊断手册中的主要症状之一。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亚伦·贝克的研究，25%的轻度抑郁症病人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在重度抑郁症患者中，这个比例高达75%。

在2010年版的《精神病学》中提到，抑郁症的自杀风险是19%，也就是说，每5个抑郁症患者中有一个会将自杀付诸实施。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报告显示，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63%的自杀者有精神障碍，40%的自杀者患有抑郁症。

抑郁症患者为什么会频繁地产生自杀的念头？如果和他们深入交谈，你就能明白，他们的脑海里都是悲观的想法：回溯过去，只有痛苦和压抑的时光；当下，没有任何事或者人能引起他们一丝一毫的兴趣；未来，都是灰色，永远不会再快乐起来。

这不只是主观感受，2013年发表在医学名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的一份研究报告称，抑郁症能使人失去行动能力，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致残原因。

在传统的认知里，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样的躯体疾病才是人类社会的心腹大患。实际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单相抑郁症已经成为社会第三大疾病负担，到2020年，将升至第二位，仅次于冠心病。

　　医生不是我的朋友

抑郁症患者王丫米认为自己的自救还是蛮积极的。市面上能买到的有关抑郁症的书，她都去看，也去看医生。王丫米想象的心理诊所是一个暖色系的、精致的地方，但实际上，它跟一般医院没有什么两样。

“我做了巨大的心理建设，去看精神科医生。我在外面战战兢兢地排了3小时队，想了半天怎么跟医生说，要不要追溯童年，我以为会和医生聊很多，医生会问我很多，”王丫米说，“但他就问我睡眠怎么样，情绪怎么样，谈了3分钟，给了我一张100多个问题的表格，测试完，告诉我是中度抑郁，开了药，和我看感冒是一样的。”

一进门，王丫米就对医生失去了信任。

找到合适的心理医生，从来不易。安德鲁·所罗门在6个月之内换了11个心理治疗师，每换一个治疗师，他就得把自己的痛苦重新讲一遍。

在现代医学的工具箱里，有改变大脑化学失衡的抗抑郁药，有解决情绪剧变和创伤的认知疗法，还有能快速缓解重症病人症状的电痉挛疗法。

遗憾的是，在全球3.5亿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接受了有效治疗。

中国的数据更加触目惊心：根据加拿大学者费立鹏在2001至2005年间的调研，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这已经是中国最近的一次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费立鹏的这项研究2009年刊登在《柳叶刀》上。根据这个发病率的数据推算，中国的抑郁症患者人数已经达到9000万。

在这个庞大的数字中，有多少人得到了治疗呢？被广为引用的两个数值是5%和10%。

而造成这个糟糕局面的重要原因是对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类疾病的污名化，和对这一疾病缺乏恰当的理解，使得多数人既不愿意寻求，也不信任专业帮助。

在所有的误读中，将抑郁症看成一种单纯的心理疾病，恐怕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抑郁症患者以为靠自己就能“走出来”，因此拒绝精神科医生和药物的帮助。

　　最亲切的陌生人

为了确定抑郁症的根源，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几乎争吵了几个世纪。心理学家认为，是童年创伤或是社会压力导致了抑郁症的发生；而生物学家认为，基因和脑部化学反应才是抑郁症的罪魁祸首。

科学界已经不再为这个问题而争吵，抑郁症受基因和外部环境共同影响的理论已经得到确认，虽然还不知道哪个因素的作用更大。

对于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编者注）而言，基因的作用似乎更加明显。一对同卵双胞胎，如果一个有双相情感障碍，另一个的患病概率高达60%；如果是父母患有这种疾病，子女的患病风险大约是10%。

双相情感障碍兼具抑郁和躁狂发作，区别于只有抑郁发作的单相抑郁。在一般概念里，两者都可被称为抑郁症，但在医学的范畴里，这是两种疾病，有不同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法。

按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教授凯·杰米森的说法，抑郁症患者的体质是天生的，你很难知道，是这一次的失恋，还是那一次的失业，抑或只是一次迟到事件，点燃了抑郁症的火花。有的时候，压力事件接踵而至，脑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抑郁情绪，量变引起了质变。

虽然有关抑郁症机制的研究有太多的争议、假说和不确定，但科学家们在大脑的化学层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神经递质是在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的化学分子。神经元之间有一个负责通信的接头，被称作突触。一个神经元释放出神经递质，神经递质携带着要释放的信息，游过突触，和另一个神经元结合，把信息释放给它。

不同的神经会使用不同的神经递质，大脑掌管情绪的那部分是边缘系统，这个系统经常使用的神经递质是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

在健康的大脑中，神经元细胞会分泌足够的神经递质，以保证认知能力和情绪的稳定。但是在一些抑郁症患者体内，它出现了缺陷。病理学家在对抑郁症患者的尸体进行解剖时发现，他们大脑中的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含量低于常人。

因此，科学家推测，抑郁症是由于大脑中缺乏这一种或多种神经递质所致。这是迄今最为科学界所认同的抑郁症发病机制的一种假说，抑郁症药物的开发，都集中于增加神经递质的浓度或活性。

　　我就是飞镖盘

抑郁症的性质决定了它不是人的意志、勇气所能克服的疾病。奇怪的是，虽然对它的机理一无所知，但高效的药物从来不少。服用抗抑郁药之后，60%～80%的患者会被治愈。相比心理治疗的漫长而不可控，以及电痉挛疗法的副作用，药物治疗更受欢迎。

2007年李橙抑郁症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她刚23岁。她的家庭是标准的中产阶级家庭，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李橙起初死活不肯吃药，她说：“这个病怎么可能需要吃药？明明就是心理问题。”

后来李橙实在受不了了，又去校医院的心理门诊求医，校医院的医生也让她吃药。

让李橙意外的是，吃药吃到第10天，忽然就见效了。李橙一下子变得思维敏捷，情绪也变好了，心理上康复的感觉比生理上创伤愈合的感觉对一般人来说要陌生得多，感觉就像是上帝“啪”地甩了你的灵魂一巴掌一样。

李橙吃药吃了两周，状况不错，就把药停了。

让她无语的是，这个病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一开始是急性的，后来变成慢性，越来越复杂。

有一天，李橙的同学来她家玩三国杀，但她完全反应不过来，她说：“这个病没有让我智商下降，但让人无法集中注意力。”李橙就是看到一本书都会害怕，因为她知道自己是看不懂的。

虽然抗抑郁药的有效率最高能达到80%，但只有不到50%的病人对第一次服用的药物有反应。

财新传媒的张进在博客中分享过他服抗抑郁药的经历：最初服用的是罗拉、氢溴酸西酞普兰片、三辰片，两个月后，情绪、思维和行动能力没有改善，医生为他新加了一种药以后仍不见效。在更换主治医生之后，医生为他重新选择了4种药物，这一次，终于见效了。

这是典型的试错法。由于对疾病的机制，药物的作用、途径完全摸不着头脑，精神类的疾病大多采用这种试错法进行治疗。

“这种试药的方式，让你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飞镖盘。”安德鲁·所罗门总结说。

除了试错的疗法，还需要患者坚持用药。但是人们极度抗拒长期甚至终身服药，就好像抗抑郁药是毒品或是其他什么会让人上瘾的东西。

虽然极少的抑郁症是患者自身的责任所致，但几乎所有的抑郁症都需要患者自身的努力才能治愈，愿意自救的人，医生才能救他。

在安定医院抑郁症研究中心主任王刚看来，药物治疗固然是抑郁症的基础性治疗，但仅有它是不够的，人的社会功能的恢复需要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护理人员、社会工作者，甚至包括患者和家属组成的治疗联盟。

实际上，治疗的第一步，找到一位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就不容易。中国有执业资格的精神科医生是两万人，与之对应的是庞大的病人群体，各类精神障碍的患者有1亿多，其中重性精神类疾病病人1600万。

“现代的医学理念要求医生治疗的是人，而不仅仅是病，”王刚说，“但现状正好相反，医生更关注的是你的症状有没有消失，而不是作为一个人的社会功能的恢复。”

再先进的医疗技术、再完美的药物，只能提供一个重塑自我的可能性，药物或是技术，并不能帮人重塑自我。

　　你好，抑郁

很多学者都试图从积极的角度思考抑郁的问题。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情绪如同其他生理功能一样，是对环境变化的一种恰当反应。上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陈蓉霞认为，轻度抑郁可能起着适应作用，它促使个体在逆境时积蓄力量，在安静时陷入反思与内省。

这就如同痛感，尽管它给人带来不舒适的感觉，但失去痛感的人非但没有生活在天堂中，相反，连生命都难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