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过去了，他还没有过去。

现在他的身份是高雄市某医师的父亲，孙女回来时还依照旧俗与全家拍个照。多数时候他只是一个人孤零零地独居在南台湾的某个乡下，与家人不沟通，不来往。

城市的灯光嚣张又喧嚷地在他身边亮起，取代了当年的炮火。五颜六色的招牌照亮城市每个角落，但他的人生始终是黑白的，甚至始终是一出默剧。他不能期待，不可言语——太多话会搅动人生无法承受的沉痛与悔恨。十六岁时被拉夫，二十岁来台，今年八十三岁了。一晃眼，人生唯一允许自己激动的只有两岸开放探亲时，迫不及待地奔至香港探看妈妈。妈妈啊，你身上的味道儿子四十年没闻到了，离家时连和你跪别的孝道，儿子都没做到！

一个甲子过去，当年一块被拉夫的，有的战死在壕沟，有的负了伤，勉强背上一段路，身子越来越沉，放下一探鼻孔，才知断气了。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时日好快又好慢。每度过一分钟，就多死一名弟兄。二十岁的青春，生命竟是倒数的，每天都在想，下一个死亡的可能是自己。没想到来到一个陌生的岛屿，竟然一住就是六十三年。应瞬间消逝的生命，竟也这样拖拖拉拉没有消逝，过了六十三年。

于是，组个家，但与妻情感不睦，与儿大闹一场，甚至登报声明“某子从此与本人无关”。分离又怎么样？人生早在六十年前已报废了一半，故乡早已是一个永远回不去的地方，死亡是常有的事，至于孤独，唉，太小的事了！

今年父亲节，我收到一封高雄徐医师寄来的信，描述以上他与父亲的故事。徐医师现年五十岁，五十年人生里与父亲的关系不是埋怨就是冲突，父子关系恶劣至爸爸登报与他脱离父子关系。母亲为了袒护儿子，也与父亲闹翻了。徐医师的父亲这几年一直过着孤单的生活——年少颠沛，年老孤寂，家人也逐渐放弃了对他的关心。徐父每日唯一的精神寄托是收听我的广播节目《文茜的异想世界》，跟着一个老了但爱浪漫的女孩听音乐，获取世界资讯，聆听不同人的故事。

父亲节那一天，徐医师通过东森财经台总监李惠惠找到我，提出了一个很特别、很感人的请求——这么多年了，他想向父亲表达敬意，但他说不出口。一个已经不习惯表露情感的儿子，想借由一名陌生女子告诉爸爸：“爸爸，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我们知道你的辛苦……请文茜小姐代为转达我们全家人对父亲的敬意。”

徐医师请我代念的信内容大致如下：

好久没有如此开心地醒来，

哼着哼着：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

一首几十年没哼过的老歌……

好熟好美……

哥哥你打胜仗回来，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不再插在自己头发上……

很气，非常气，为什么总扯上了战争，

谁写的……

泪光中映出了爸爸这一生的经历，

那个烽火连天，少小就离家……

破碎的年代

……

再大的痛也绝不哭

不会哭、会忍，是我的爹

……

几十年没流泪了

……

我在广播中朗读后，徐医师写了一封非常亲切的信给我，并客气地附送一大盒吴宝春面包。他说，很高兴这个父亲节是五十年来他们父子最相爱的父亲节。

面包盒里，放着一张徐医师的全家福。徐父安静地坐着，头发苍白，脸颊圆润，无甚表情。旁人看不出风霜，望不着悔恨，只知西风残照，岁月也残照，毕竟八十三岁了，他已习得平静。

照片中徐父的嘴唇紧闭，事实上，他已沉默一生。他唯独喜欢听一个爱说话的（老）女孩的广播——她的时代有歌、有笑、有泪，但老先生的时代，只有苍凉、悲壮。流泪不是他们仅有的权利，笑，只有人生绝望时才仰天狂笑。狂笑上天，也责问上天：这是什么时代？为何对中国人开这么一个大玩笑？活过二战，再来一场更残酷的国共内战？

徐医师与他父亲的悲剧不是唯一的。他们父子尚可冲突，尚可埋怨，五十年后，还来得及表达敬意，王应文则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

王应文的父亲王生明，是1955年“一江山岛战役”的国民党军司令。当时抗美援朝已结束两年，美军决定协防台湾，转向支持蒋介石。1949年蒋介石虽已失去对大多数中国大陆领土的统治权，但仍有1500公里海岸线上的岛屿掌握在蒋介石军队手中，从浙江台州湾的大陈岛、一江山岛，南至金门、马祖及台湾。1955年王生明接获命令“死守一江山”，等同一纸军中死亡令。于是从大陈岛出发前，一行人特别被允许先回台湾探望妻小，并由蒋介石颁赠勋章。他们是台湾当年的“神风特攻队”，要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打一场绝望的战役。勋章挂在胸前，换王生明司令的一条命。

出发前，王生明一家拍了一张全家福。那个时代台北的照相馆不多，多集中于衡阳路。一个照相馆老板多年后回忆：前来拍照的往往不是有钱人，而是穷困的军人。拍的全家福中多半除了不识事的孩子以外，丈夫、太太均无笑意，有的脸上挂着生离死别的悲伤，有的只差没泪流满面。

王生明的全家福上妻子满脸悲凄，先生表情苍茫，只有儿子王应文，大大的眼睛瞪着镜头，就怕自己错过了那一瞬间。

在旺旺中时集团拍摄的纪录片《最后岛屿》中，王应文回忆了与父亲的最后一别。父子二人走到基隆码头，轮船已停泊在岸边，这里已是马路的尽头，也是父子缘分的尽头。父亲舍不得就此分离，于是拉起不到十五岁的儿子的手。一切近在咫尺，战火即将燃起。父亲不知如何与一个尚未长大的孩子告别，于是又回头走了几步，送儿子至路边车站。顿时，天下起了大雨，在空旷的码头——没法避雨的时间，没法避雨的地点，雨哗啦哗啦淋湿了父子二人。父亲的眼泪这才止不住地流下，在雨中尽情地宣泄他的悲伤。

时光幽暗，万般不舍，无助的父亲此时只能掏出口袋中的手帕，试图遮挡根本挡不住的大雨。这是生命光芒走向微弱的父亲能为儿子做的最后一件事。大雨滂沱，像一个挡不住的大时代，父亲必须履行他的职责，走上他的末路，出演他的悲剧，完成他的壮烈人生。手帕那么小，但代表了一个父亲无力却最感人的祝福。

王应文如今年已七十，还藏着当年的手帕，接受《最后岛屿》纪录片访问时，告白了一段终身遗憾：“我真后悔，当时没有紧紧地拥抱父亲。”声声哽咽，眉间扭曲，他在呼唤一个叫不回的时代。

往事如烟，那是对我们而言；而对历经战火劫难的一代，昨日其实一直近在咫尺。我认识多位与徐医师父亲有类似经历的老兵，在由时光堆积而成的岁月里，他们多半选择沉默以对，以不语和那惊心动魄的痛心回忆保持距离。只有月迷津渡，人一下恍惚时，才意识到自己已永远逃离了那场难以言喻的生离死别。

当时的他们，多半仅有十五至二十岁，是还没真正长大的小娃儿。

于是每个类似的家庭，都有一位沉默、不会表达情感，甚至表面上好似不会爱人，也不懂得爱的父亲。

他们永远只选择站在世间苍茫的对岸，不回忆，人生就是一条陌路。

一直走下去，走下去，走下去……走到有一天，他的孩子们终于明白时，奔向他，给他一个最后的拥抱。

（阳子摘自中信出版社《文茜的百年驿站》一书，冯煌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