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科学家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人们为一场表演鼓掌欢呼的程度并不取决于表演的水平，而更多地取决于观众间的相互影响。鼓掌欢呼往往是有传染性的，几个人开始鼓掌欢呼，情绪便会在人群中扩散开来，而一两个人停止鼓掌，则又会导致大家都停下来。当“鼓掌的压力来自整个房间里的掌声，而不是坐在你身旁的个人的行为”时，鼓掌欢呼便成为一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社会传染病”。

鼓掌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身体语言，而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这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有了充分体现。鼓掌的拉丁语是applaudere，原意为“击”和“拍”，但重点在于表示欣赏、认同、鼓励、庆祝。

罗马人把多种仪式（不一定是拍手鼓掌）都叫作applaudere，它可以是用手指打响指，也可以是挥动宽袍的衣襟，后来则是挥动手巾。罗马皇帝奥勒良（公元270年-275年在位）曾经把手巾发给罗马市民，让他们在重要的场合用来一起挥舞欢呼，就像“文革”时的“红宝书”。罗马剧院里一剧终了时，主角就会喊一声：“再见，鼓掌！”于是，在鼓掌员的带领下，观众便会有节奏地鼓起掌来。

这往往是预先安排好的，鼓掌员也是花钱雇来的。好多年前，某昆剧团到美国伯克利献演昆剧《牡丹亭》，也是事先把一些自己人当“托儿”安排在剧场里的不同地方，让他们充当这样的观众鼓掌员。他们每次一开始拍手，美国观众就算是莫名其妙，也会照样跟着鼓掌。这与瑞典学者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

现实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有人带头的仪式性鼓掌。有组织背景的政治人物登台演讲，还没开口，支持者就开始鼓掌，表示拥护和爱戴。这种鼓掌与这位政治人物在演说中要说什么完全没有关系。这种掌声当然也会在演说之后热烈地响起，哪怕演说很糟糕，了无新意，或者根本就是假大空，听众也照样会热烈鼓掌，因为这本来就是一种仪式。

在某些时候，政治仪式的鼓掌可以变成恐怖统治的一部分。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说了这么一件事，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城召开政治会议，当地政府要人们参加会议。便衣警察像以往一样，混入了大厅里的群众之中。众多的演讲之后，进入晚会的最高潮——歌颂伟大领袖斯大林。歌颂完毕，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掌声持续了三四分钟还不停歇。人人都知道秘密警察在监视是谁先停止鼓掌，于是6分钟、7分钟……掌声还在继续，老年人的心脏跳得厉害。9分钟、10分钟过去了，大家害怕起来，没人知道这将如何结束。这时，一位坐在主席台上的造纸厂厂长鼓起了勇气，停止鼓掌，坐下。好像发生了奇迹似的，宁静降落在整个大厅内：现在可以不鼓掌了，大家如从噩梦中醒了过来。一个星期后，造纸厂厂长以玩忽职守的罪名被捕，判处监禁10年。审判结束，法官走过他身边时，对他说：“下次涉及斯大林同志时，你可要小心，不要率先停止鼓掌。”在这种表演性的政治仪式中，人们用鼓掌表演对领袖的绝对忠诚，背后则隐藏着极端的恐惧。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愤然辞去汉堡大学校长职务。对表演性政治仪式的功效和目的，卡西尔曾经写道：“它们就像我们在原始社会里所看到的仪式一样固定、严厉和不可抗拒。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性别、各个年龄，都没有自己的意志。不表演一种政治仪式，谁都不敢在大街上行走，谁都不能招呼自己的邻居或朋友。就与原始社会一样，忽略一个规定的仪式就意味着痛苦和死亡。甚至在年幼的孩子那里，这也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种疏忽罪，而应当属于一种反对领袖和集权国家威严的罪行。”

政治仪式中的鼓掌欢呼并不一定需要用手掌拍出响亮的声音或者用嘴巴发出激昂的呼叫，它也可以用其他更有创造性的方式表演出来。政治上的“跟风”便是其一。有人批评说，跟风是形式主义。其实，跟风更是一种“鼓掌病”，它的压力来自“整个房间里的掌声”。

（枫 渡摘自《记者观察》2014年第1期，邝 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