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午后，屋檐上燕子叽叽，收音机里马蹄嗒嗒，袁阔成正在描述一场激战。懒懒躺在门前走廊的躺椅上打盹，微睁开眼，透过院中苹果树的枝叶，可以瞥见一群鸽子在天上打着转转，悠长的鸽哨晃悠悠地飘来。渴了，顺手从旁边的水缸里捞出根“冰镇”黄瓜，随意花60秒或者5分钟吞到肚里，马上清爽满身。
　　
　　这可不是哪儿的庄园，也不是惬意的农家小院，这是十多年前我家的老宅，就在闹市中心。舒服吧？突觉内急，好，起身向前20米右拐，干咳两声，等无人应答后就可推开一扇小门进入方便之所。考验来了，先判断地面环境，找好下脚之地，然后需要较高的“压水花”技术才能避免“杯具”。还有可能继续刺激你感官的满地的燃过的火柴棍和几张锡纸。怎么回事？没错，吸食完海洛因的“烟具”。
　　
　　不用疑惑，这是我家吗？是的，准确地说，这是我家生活的一部分。自打民国时起，这就是我家的四合院。今天成了大杂院，共计7户20多口人住在这里：有老婆生了女儿不时在院中仰天长叹的公交车司机；有和母亲厮守的老姑娘；有没什么文化但很重视孩子教育的小商人；有以贩养吸的瘾君子；有刀子嘴热心肠、经常埋怨丈夫老实的大妈。电表是公用的，常有人为了公摊部分吵架。卫生是轮流搞的，总有人对轮到门前的值日牌视而不见。水是挑进来的，挑进来多少就要倒出去多少。除了我们是私宅，其他各户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廉租房。当年还在上学的我很是疑惑，凭什么我家的祖产变成了国家的廉租房。
　　
　　现在，我有了答案，我称之为历史。就这样，盼望着，盼望着，黑色的大大的“拆”字写到了院墙上。税务局来拆迁了，大家都要求就地安置。答曰，我们要盖办公楼，只能异地安置。在已经难耐蜗居、房价也还根本不是话题的那时，没有太多谈判，很快有人签字画押搬走了，一面房子轰然倒下，四合院成了三合院，废墟上很快堆满了垃圾。我们搬走的那天，拆走了家里雕有琴棋书画的冰花窗，留作纪念。向老房致以最后的注目礼，不敢再看一眼，快步离开，守候多时、快要等得不耐烦的拆迁队蜂拥而入……
　　
　　现在，我偶尔还会路过那里，那是税务局的家属楼，楼下海鲜酒楼的霓虹幻化在城市的灯火里，明明灭灭。记得附近当时还残存一段城墙，对面是家牛肉面馆，我常提着饭盆去吃，5毛钱一碗，对伙计说一声，下个“三细”，辣子多些……今天，全是楼群和广告，我已难以辨别那个面馆曾经的方位。当时，这是这个城市里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不知不觉中，我们就经历和见证了一个城市的变迁。今天，老宅附近的房价已经破万。城市大踏步地向前，蚁族越来越多，但连大杂院这样的廉租房都踪影难觅。
　　
　　周围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或被组织去上海滩参观世博会，拉动GDP。冒着酷暑排队，感受和参观城市文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真是个让人纠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