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小的时候，其父出国读书，母病故。她成了流浪儿，只有三四岁。
　　那时，她就有了一个婆婆。
　　事情是这样：我妈被寄养到一户人家。在旧社会，收养一个孩子，对哪个家庭都不是容易事。孩子要吃饭、穿衣，却没有什么产出，不如养羊，羊还可以卖毛吃肉。所以说，收养我妈的这家人也是积善人家。她去这家有一个名分——“童养媳”。他家并不缺儿媳妇，见小孩啼饥号寒，觉得可怜，收做“童养媳”，成了一家人，显着亲。
　　“婆家”的饭是干活挣来的。我妈也尽一个幼童的能力劳动，打水、洗碗，帮大人推碾子。冬天，塞外的风雪遮天盖地，我妈没鞋穿，脚上的血口子到第二年夏天才愈合，她现在还常常热水泡脚。第二年，我妈的大爷爷接她过去，读书，直至参加革命。
　　我问她对“婆婆”的印象，母亲说：“那时候太小，记不清了。觉得她善良，在火盆上给我们烤土豆吃。土豆烤熟掰开，满屋都是香的。”
　　“当童养媳不得有‘丈夫’吗？”我问。
　　我妈回答：“嗨，都是三四岁的小孩儿，一点印象都没有。”
　　对这个“婆婆”，我妈记不住名字，也记不住哪个村庄。
　　我妈和我爸结婚以后，没婆婆。祖母和外祖母一样，年轻时就去世了。代替“婆婆”的是我曾祖母，蒙古语叫“帖帖”。
　　帖帖贵族出身，架子大。当年，她从牧区坐火车到赤峰找我父亲。下了车，她用拐杖指着车站工作人员说：“把我送到我孙子那儿，他是当兵的。”那时的人好，真把帖帖送到军分区，见到我父亲。
　　帖帖住进我家，像上帝一样严厉地观察我妈的所作所为。我母亲把第一碗饭双手递给她，给她焐被窝，满足她所有的繁文缛节。说话时，我妈的眼睛看着帖帖，双手握在胸前，毕恭毕敬。我母亲越恭谨，帖帖越看她像婢女，不交流，也不怎么注意她，和我们畅谈《格萨尔王》的诗篇，追忆旧日宴席的排场。我妈照样侍奉。
　　“文革”中，我父亲被抓走，生死未卜，帖帖忧思成疾。我妈里外支撑，对帖帖的照顾越发细心。帖帖看到我妈刚强坚韧，决不是婢女所能担当的，她开始像小孩一样围着我母亲转，要药吃，要水喝，和她说心里话并流泪。过去，贵族不在晚辈面前流泪。
　　我结婚了，我妈成了婆婆。她虽是离休干部，却总觉得自己能力不足，努力向别人学习。向谁学呢？我媳妇嫁过来成为她学习的榜样。我媳妇这人天性勤劳，把她过日子的程序全套引进。比如吃饭要有汤，洗碗要用洗洁精，擦地板要用蜡，水果在饭前吃而不是饭后，及时处理废旧物品等等，比一个小型企业的制度还复杂严谨。我妈认真听取，着手落实，觉得我媳妇代表着先进文化。除去偷着藏破烂之外，其余皆按儿媳妇说的办。
　　每年春节回家，我媳妇一进家门就撸胳膊挽袖子准备大干。我妈很不安，为了让儿媳妇休息，她已经把想到的工作做到前面，如卫生、物品摆放等等。我媳妇挽起袖子后，指出：“这儿，还有这儿。”嘁哩咔嚓收拾。我妈边帮忙边埋怨自己没弄好。其实无所谓好不好，她们俩的标准不一样。
　　二十多年来，她们形成了“师生关系”。师是媳妇，生是婆婆。我媳妇把她知道的一切健康知识告诉我妈，把我妈有可能需要的一切物品买到身边。知识类：木耳降血脂，山楂有益心脏，喝30℃的白开水，吃维生素药丸丸，等等。物品类：运动衣裤鞋袜（我妈跑步）、洗衣机、DVD、洗头水以及去年买的（我们掏一半钱）新房和家具，让我妈和我爸追赶时代的脚步。她们在一起谈心，如果不看年龄的话，分不出谁婆谁媳。我妈敞开心扉，无话不谈；我媳妇有啥说啥，肝胆相照。这么多年，她们之间没什么隔阂。有一年，我媳妇被误诊，我妈知道后哭了好长时间，视力急剧下降。她用碎布块缝方帕，准备卖钱给我媳妇买药。那年，我从她床下掏出来一尺多高的方帕，手缝的。
　　有一年大年初一，我上街遇到多年未见的朋友高峰。他老家在宁城，路过赤峰准备坐晚上的火车回北京，无处去也在逛，我把他们一家三口带回家。我妈听此情况，也不问他姓啥干啥的，煎炒烹炸弄了一桌，高峰感动得喝醉了。上车前，他妻子对我媳妇说：“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婆婆啊！你真有福！”
　　我妈接话：“你说反了，摊上这样的儿媳妇，是我有福。”
　　我媳妇说：“我有福。”
　　我妈反驳：“你尽受累，有啥福啊！”
　　高峰妻子看她们争执，脸上的表情羡慕之极。